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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宪法的诞生,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建

2019-08-15 02:07

原标题:赵晓力丨汉密尔顿与美帝国

前面说过,所谓“合众国”(UnitedStates),可以是邦联(confederation),也可以是联邦。邦联和联邦是不同的。邦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联合体。邦联成员国保留主权,但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联邦则是由若干个具有国家性质的行政区域联合而成的统一国家。它的特点,是全国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各行政区域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前一条,把联邦和邦联区别开来。后一条,把联邦和单一制民族国家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单一制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没有区域宪法和依据区域宪法设立的政府,邦联则没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唯独联邦都有。另外,邦联的成员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完全没有主权,而联邦制度中的邦或州则既有主权,又部分交出主权,可以说拥有“半主权”。这样看来,1787年以前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有点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她固然不是联邦,更不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邦联。因为她的成员并不是真正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而是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这些邦是“联合独立”的,连自己也说不清到底算不算主权国家。所以,这个联合体不变不行。当然,变,也有两种变法。一是13个邦完全独立,各自建国。建国之后,愿意联合,就组成邦联;不愿意联合,就各自散伙。或者愿意联合的就联合,不想联合的就不联合,也可以三三两两地联合成好几个邦联(南北战争时南方各州就搞了这样一个“邦联”)。另一种变法,则是13个邦完全放弃主权,组成一个统一共和国,即变成“一个主权,一部宪法,一个政府”的单一制民族国家。麦迪逊、伦道夫、汉密尔顿他们最早的想法,就是后一种。所以,费城会议一开始,他们就把“全国最高政府”的口号提出来了。从理论上讲,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谁都知道,邦联的情况不佳,就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所以这一提案在会议一开始便以6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1邦反对、1邦弃权(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通过,成为制宪会议的第一个政治决议。不过,虽然大多数人都赞成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但这个政府应该怎么建,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具体的方案也众说纷纭。比如全国议会,有主张两院的,也有主张一院的;行政长官,有主张一人的,也有主张多人的;最高法院的下级法院,有主张设立的,也有主张不设的。至于议员、总统、法官的任期、报酬、产生方式,等等,更是难以统一。这些想法如此同床异梦,甚至背道而驰,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会议也就从原来设想的百米赛变成了中长跑,最后又变成了马拉松。于是,随着讨论的深入,代表们发现,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这件事,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连特拉华代表团团长里德都认为仅仅改良邦联体制已无济于事。里德在6月6日的发言中说,对旧邦联体制作些修修补补,不过是在旧袍子外面套新衣服。邦联本来就是建立在一些临时性原则基础之上的,不可能持久,也没法修补。唯一的出路,是在新基础上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也是大多数代表的共识。看来,这次会议的任务不但要由修约变成制宪,同时还要由改制变成建国。建国的关键,也在授权,但情况与制宪有所不同。制宪要解决的,是新宪法从哪里获得授权;建国要解决的,则是新宪法向什么人授权。也就是说,制宪的麻烦是“谁来授”(人民授权还是各邦授权),建国的麻烦是“授给谁”(全国政府还是各邦政府)。因此,制宪的分歧,主要表现为邦权与民权之争;建国的分歧,则主要表现为邦权与国权之争。用兰欣6月20日的话说就是:制宪会议到底是坚持现在的邦联制,还是要背离这个基础?而用伦道夫6月16日的话说则是:是死守联盟方案不放,还是实施建国?麦迪逊他们当然是主张建国的。实际上,按照麦迪逊最初的想法,是要没收各邦政府权力,集中于“全国最高政府”,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明确说出这一主张的是汉密尔顿,时间是在6月18日。汉密尔顿是5月18日到会的,但整整1个月基本保持缄默。一是出于对那些年长资深、德高望重的代表的尊敬,二是因为自己处境尴尬──他和本邦代表团另外两位代表的观点实在是根本对立。但在6月18日,他忍不住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他的制宪纲领和建国主张。他认为,如果还让各邦抓住主权不放,那么,无论对邦联制度如何修补,都将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把全部主权都集中到一个总体政府,哪怕这个政府是君主制的。因为在他看来,大不列颠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而英国人能把国家治理得那么好,则要归功于他们杰出的宪法。因此,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如果我们的君主还是选出来的,那就更好了。相反,要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则叫人绝望;而再给邦联议会扩权,则不是造成一个坏政府,就是不再有政府(政府权威被各邦瓦解)。反正,在同一疆域内,不可并存两个主权。所以,总体政府必须吞并各邦,否则它就会被各邦瓜分。显然,这是典型的“国权主义”言论。“国权主义”通常称作“国家主义”。其政治纲领和观点,是主张建设单一制民族国家。与此相对应,主张将美国建成联邦的,则被称为“联邦主义”。但联邦是最后妥协的结果,此前并没有什么“联邦主义”,也没有“国家主义”和“联邦主义”之争,只有强调国权的一派和强调邦权的一派。后者被称作“邦权主义者”。邦权主义和强调国权的主张相互妥协,就产生了“联邦主义”。所以,在双方达成妥协之前,“邦权主义”的对立面就应该叫作“国权主义”,不应该叫“国家主义”,就像《联邦宪法》生效以前的State应该叫“邦”不能叫“州”一样。妥协之后,仍主张建设单一制民族国家的,就叫“国家主义”;仍主张维持邦联制度的,就叫“邦联主义”;而同意国权与邦权并存的,则叫“联邦主义”。我认为只有这样说,才是尊重历史,也才能解释为什么原来的“国家主义者”(实为“国权主义者”)后来会变成“联邦主义者”。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样,开始也是“国权主义者”,不过不像汉密尔顿那么激进,也不像他那么锋芒毕露。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建立全国最高政府”的主张。但即便如此,一个“全国”,一个“最高”,便足以让许多人产生疑虑。事实上会议刚刚开始,就有南卡罗来纳的两位平克尼代表提出了疑问,其中查尔斯·平克尼先生问的,就是“伦道夫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完全废除各邦政府”。此后,6月2日,特拉华代表迪金森,6月6日,特拉华代表里德,6月8日,马萨诸塞代表格里,也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些人并不是或不完全是“邦权主义者”,却也都主张保留或适当保留邦权,可见事情决非汉密尔顿想象的那么简单。坚定的“邦权主义者”主要是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和纽约的兰欣。而且,他们都拿英国来说事。兰欣在6月20日说,“国权主义”将要造成的伤害,比起当年的大不列颠来,简直是有过之无不及。路德·马丁在6月19日的发言中则说,脱离了大不列颠,就使13个邦处于自然状态,只不过结成联盟罢了。它们加入邦联时是平等的,现在也是平等的。如果谁要把它们弄得不平等,他自己是决不会让步的。路德·马丁的这个说法遭到了威尔逊的反驳。威尔逊说,谁说各殖民地从大不列颠独立出来时它们也就彼此独立了?《独立宣言》可不是这么说的(他把《独立宣言》又读了一遍)。《独立宣言》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可见,各邦是独立了,但不是“单独独立”,而是“联合独立”。而且,独立之时,即已是邦联。这意思当然很清楚:没有联合,就没有独立。我们这些邦,和本来就独立的那些国家不一码事!不过,话虽这样说,但威尔逊也好,麦迪逊也好,伦道夫也好,甚至汉密尔顿也好,其实心里都很清楚:各邦政府是不能完全废除的,各邦邦权也是必须适当保留的。因为合众国毕竟是各邦联合的结果。没有联合,固然没有各邦;没有各邦,也不会有联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拉华代表迪金森的观点是对的──邦,是未来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因此,6月20日,即制宪会议第二阶段的第一天,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将制宪方案中“全国政府”(NationalGovernment)这个称谓,改为“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oftheUnitedStates)。这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偷换概念,而是建国理念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国权主义和邦权主义心照不宣的暗中妥协。因为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地意识到,邦联制和单一制恐怕都行不通。他们为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的,将是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联邦。事实上,要想既树立国权,又保留邦权,就只能实行联邦制。因为只有联邦才既有全国宪法和全国政府,又有各邦宪法和各邦政府。不过,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却又是由另一个难题引起的。这就是:蛋糕应该怎么分?四蛋糕应该怎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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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与美帝国

郑戈  

主讲人:赵晓力

在战争过程中,大陆会议制订了邦联条例,1781-1787年13州组成了邦联国会,宣布成立美利坚共和国。1787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大州和小州的代表经过争论,同意每州均选出两名参议员;在蓄奴制问题上,北部对南部作出了重大妥协,默认奴隶制存在,在征税及分配众议员席位方面,南部黑奴均以3/5的人口计算。会议最后制定了宪法草案。这是世界上第1部成文宪法。1788年6月由9个州批准生效。根据宪法,美国建成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联邦制国家。后又增加了宪法前10条修正案(后即以“权利法案”着称)。该法案于1791年12月,经11个州批准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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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大英第一帝国到美国《联邦宪法》

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4月,华盛顿就任美国首届总统。在国内外政策出现分歧的过程中,财政部长A.汉密尔顿派组织了联邦党,主张中央集权,外交上亲英,控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国务卿T.杰斐逊派主张维护国内人民民主权利,同情法国革命,组织了民主共和党。1793年华盛顿在欧洲列强联合干涉法国革命时,采取中立政策。次年11月,联邦政府和英国签订了损害美国主权的杰伊条约。亲英和亲法成为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野。在内政方面,联邦政府制定关税条例,建立银行,稳定经济。

   本文完整版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总第100期),此为作者裁定的精要版。

大英第一帝国以北美殖民地为中心。从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英国成为北美最大的赢家。

1801年,民主共和党T.杰斐逊出任总统。杰斐逊政府废除上述4项法令,削减开支,减轻税收,取消酒税,鼓励农产品出口。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买了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英国一直不甘心丧失北美殖民地。英舰在公海上继续拦截美国船只,强制

   一、引言

英国人从荷兰人那里学到一招,不是先征税后打仗,或者边征税边打仗,而是先借钱再打仗,打赢了再还钱。如果是用征税的方式来筹集军费,经常发生的就是对外战争还没有胜利,内部可能就因为税太重而叛乱了。如果把这个顺序调了一下,打仗的时候先不征税,借钱打,甚至向敌国的臣民借钱,这时候所有的债权人都希望你赢,因为只有等你赢了之后,他借给你的钱你才能还上。就好比说今天美国和中国要打仗,美国的军费里头有大笔的钱就是中国人借给他们的,而借给他钱的中国人还希望美国能打赢,因为打赢才能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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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些彰显帝国气象的建筑物中,毗邻白宫的财政部大楼显得大气而内敛。财政部大楼的南面,正对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广场,矗立着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的雕像。在美国财政部的北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15号的角落里,矗立着美国第四任、同时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阿尔伯特•盖乐庭(Albert Gallatin,1761-1849)的青铜雕像。 美国财政系统的宪制基础正是在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努力下奠定基础的。

英国七年战争是为北美殖民地人打的,可是打赢之后,英国要到北美殖民地征税还债的时候,殖民地人却不干了,原因恰恰是因为是英国打赢了,法国和印第安人对殖民地造成的威胁减轻,殖民地用不着英国的保护了。无论是糖税(1764)、印花税(1765)、汤申税(1767)、茶税(1773),殖民地人统统不想交。其实殖民地的内部税只占殖民地人均收入的1.5%,远低于英国国内5%-7.5%的水平。但连这么低的税负,殖民地人都不愿意承担,实际上是过河拆桥。

   从制定一部宪法到确立一国的宪制,其间的艰难和曲折即使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无中生有”的近代新兴国家也是万言难尽的。潘恩那种试图用一部宪法来完成建国伟业的立宪国思想即使在美国开国元勋中也属于不被当真的天真派理念。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过程绝非到独立战争和费城制宪为止,“美国革命”也不是一个单数的事件。

在这个背景下,英国1774年通过了一系列的高压法令。同年殖民地的精英分子就组织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后面就是1775年的莱克星顿枪声,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以及宣布独立以后的邦联政府。1778年美法结盟,1781年英军投降,1783年英美签订合约,至此大英第一帝国崩溃,英国转向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大英第二帝国。

   美国“财政革命”的第一个关键时期是1790-1792年,在此之前,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货币、没有国家银行、几乎没有财政收入、更没有证券市场。也就是说,它缺乏一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基本生存条件:财政汲取能力。到17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税收入达到四百七十万美元,足以支撑政府运作和偿还巨额的国债利息。美国银行在费城成立并有了若干支行。美国铸币局开始运作并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证券市场上开始交易美国国债和美国银行股票。这个阶段发挥最关键作用的人物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美国人从英国人身上也学到了先举债打仗、后征税还债的方法。美国独立战争也是借钱打的,但打完之后邦联国会要在各邦之间分摊战争债务,引起了无穷无尽的扯皮,当时任邦联国会代表的汉密尔顿曾亲自参与处理,却无果而终。1783年英美合约签订后,邦联国会决定发给军队3个月的薪饷作为遣散费,但没钱,是当时的邦联财政主管莫里斯动用自己的私人信用50万美元垫付的。因欠饷引起的老兵骚乱也时有发生。1786秋,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谢斯发动起义,参与者有15000之众,波及北方四邦。

   一旦国家有了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另一个问题就浮现出来:如何控制这个倾向于变得贪得无厌的利维坦,使它的收支能够接受监督,并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获得显著进展,其间作出主要贡献的人物是盖乐庭。在他漫长的任职时间(1801-1813)内,许多关键的财政宪制要素得以确立。

为了解决独立战争期间的债务问题,才有了1786年的安纳波利斯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号召修改《邦联条例》,决定在第二年的五月在费城召开会议,这就是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费城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联邦宪法》,建立了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组建了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美国。1787年的《联邦宪法》将美国从邦联体制改为联邦体制,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联邦政府可以越过各邦直接向公民征税了。

   二、美国财政宪法的史前史

从大英第一帝国到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和联邦宪法,我们会看到一条主线,就是债和税。要打仗,无论是英国人打仗还是殖民地人打仗,都需要钱;钱从哪来?借钱;借完钱怎么还?收税。英国的这套经验,被美国人学到手了,而最好的学生,就是汉密尔顿。

   美国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场“纳税人的革命”,它直接针对的是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征收的各种税。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美国革命的导火索是英国议会在殖民地强征新税的企图,因此税和抗税构成美国诞生的要素。”革命的理论家熟悉英国《大宪章》以来逐渐形成的“无代表,不纳税”原则。虽然他们深知这一原则本来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有实力与君主分庭抗礼的封建领主。在为革命确立正当性基础的《独立宣言》中,“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被列为英王在北美犯下的若干罪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革命是一场财税制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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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表明,英国在北美的征税行动是得不偿失的。英国财政部希望每年都从在北美征收的糖税、印花税和其他税种中获得大约200万英镑的收入,足以维持在北美的常驻军队。但到独立战争前夕英王的税务官员们只能收到30多万英镑的税。这笔钱不仅无法应付英国在北美的军费开支,反倒因税务官员的滥用职权、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而导致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带来了殖民地的治理危机。对此,英国国内的高明政治家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当时的英国下院议员、著名政治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先后在议会发表三次演说,主张放弃在北美征税,以保全英国殖民地的效忠。其中,在1775年3月22日的演讲中,他指出:

二、汉密尔顿与美国的帝国道路

   当我细细地想这些事,当我明白殖民地的事业,能归功于我们之操心的,大体上说来是很少,甚至没有一桩,他们并不是在防民如防贼的治术的约束下,被硬塞进了这幸福的状态;相反,这高贵的性格,恰是因为一种明智的、有益的忽视,才得以取自己的路径,达到了圆满。

英国对美国走上帝国道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汉密尔顿的思想和实践之中。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他公开说英国的政治是世界上最好的。在《联邦论》中,汉密尔顿呼吁“美国人要振作起来,甩掉‘欧洲人的工具’这个恶名”,而不做欧洲工具的意思,是要把欧洲的工具拿过来自己,把英国人的帝国战略拿过来为美国所用。1789-1795年担任华盛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时,他建构的一系列联邦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无不以英为师。

   柏克在这里提到的“有益的忽视”(salutary neglect),实际上总结了罗伯特•沃普尔和威廉•皮特时代的英国对美洲政策。在18世纪早期,声誉卓著的辉格党首相罗伯特•沃尔普尔(Sir Robert Walpole)对北美殖民地采取了一种开明的休养生息、与民无争政策,他认为,如果殖民地享有充分自治来管理本地事务,它们的商业就会繁荣起来,人民会变得富裕,而不会给政府制造麻烦。英国的利益可以借助通航法案所确保的贸易垄断权而实现。这种“善意的疏忽”使英国与它的北美殖民地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关系,直到托利党政府加强了对北美的管控和征敛。更有学者指出,如果英国政府坚持罗伯特•沃普尔的“有益的忽视”政策,美国独立战争就不会发生。

汉密尔顿在《联邦论》中说,联邦政府应当拥有不受限制的征税权和征兵权,原因很简单,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各邦政府承担着维护公民生命财产权的无限责任,无限责任要求无限权力,无限征税权、无限征兵权是国家信用的担保。

   美国革命虽然反对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征税行为,但并不反对英国的普通法法治传统。正如天道或天命观为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提供了正当化资源一样,英国的法治话语为美国革命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正因如此,美国革命后建立的新国家并没有打破此前的旧法统,更没有遣散旧法人员。美国开国者中法律人的比例非常高,对财政宪法奠基起到关键作用的汉密尔顿、杰弗逊和麦迪逊都是律师,乃至于有人干脆把“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s)改称为“建国律师”(Founding Lawyers)。如果我们把法治或宪政视为一种文化成就,而不只是一套规则和解释技术,美国的经验表明,这种成就是在保守中创新、同时又在创新中保守的。柏克在前述演讲中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放弃偏狭的控制欲,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对英国来说并不是坏事。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英国的辉煌过去在美洲会有它的未来。这是我们讨论美国“新”的财政宪法的前提。

1790-1791年,汉密尔顿在担任华盛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时,接连发布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二份报告》、《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为美国走上英国式的帝国道路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处理的正是“债”的问题,包括独立战争时期和邦联政府时期的国家债务。汉密尔顿主张新的联邦政府应该把这些债务承担起来,即使这样便宜了那些在债券贬值后低价集中收购债券的投机商和那些赖账的州。汉密尔顿说:“一个民族的债务,如果不是过度的,对我们来说,就将是一个民族的幸事。债务将是我们联盟的一种强有力的粘结剂。”这体现出他处理财政问题方面的天才,这也表明了他对大英帝国的兴衰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而关于国家银行和制造业的两份报告,则是解决“税”的问题。

   三、美国财政宪法的文本奠基

总而言之,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美国,是一个拥有强大海军的、面向大西洋持剑经商的工商业帝国,而不是杰斐逊所设想的那种向西扩展、以农立国的“自由帝国”。即使后来联邦党失势,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杰斐逊在1803年花1500万美元完成的“路易斯安那购买”,仍然用的是发行公债这个汉密尔顿的方法,这个意义深远的交易也是建立在汉密尔顿为美国打下的财政基础之上的。

   革命和战争本身是成本巨大的,到独立战争中后期,大陆会议发现自己于1776年发行的纸币变得一文不值,以至于“值一个大陆币”成了美国俚语的一部分,意思是一文不值。它也无力为革命将士支付报酬并偿还公债。到独立战争结束时,仅大陆议会所欠下的债务就高达2亿美元,而各个殖民地分别承担的债务加起来则更多。

汉密尔顿在华盛顿内阁时期也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外交方面,汉密尔顿是亲英国的。在1793年英法宣战后是否要继续承担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条约的问题上,汉密尔顿认为不能与英国为敌;在1794年的英美《杰伊条约》的批准问题上,尽管美国未占优势、作出了很多让步,但汉密尔顿仍然力主批准该条约。但汉密尔顿在外交上亲英的态度,并不是出于政治情感,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在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中,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是最大宗的,远超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英国和美国之间有非常强的经济贸易联系。所以汉密尔顿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的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服务于他理想中重商主义的美帝国。

   美国宪法是因应国家的急切需求(尤其是还债需求)而诞生的,并不是为了给通过武力取得的政权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因此,它一开始便被认真对待便是很好理解的了。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如此紧迫和重要,以至于华盛顿都被说服重新出山,代表弗吉尼亚参会。当时在巴黎担任公使的托马斯•杰弗逊得知这次会议的情况后,在致邦联驻英国公使约翰•亚当斯的信中略带羡慕嫉妒恨地写道:“这真是一场神人的集会(an assembly of demigo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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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读《联邦论》:

虽然一开始这55位来自12个殖民地的“神人”并不知道他们会制定出一部到21世纪仍然鲜活、有效的宪法,但他们知道自己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什么:“当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聚集到费城的时候,邦联的弊病已经被讨论了十来年了。人们普遍认为,国会应当获得规制商业的权力以及越过州政府直接收税的权力。”

汉密尔顿、杰斐逊和杰斐逊

   因此,“制宪会议”一开始的日程上出现的不是如何书写一部宪法,而是若干棘手的具体问题,其中包括:

在了解过汉密尔顿的生平、政治主张和政治生涯之后,再去重读《联邦论》,会获得新的启发。

   · 为联邦政府提供独立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以确保其基本的开支。

汉密尔顿在1787年6月18日在制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汉密尔顿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提出众议员由公民来选举,参议员和总统都也都由选举产生,不经过各邦;各邦可以划分选区,但各邦不是选举单位;众议院设置任期,参议员、总统、法官,都不设置任期,行为良好得终身任职。虽然这个方案没有得到支持,但汉密尔顿在《联邦论》中的论述,其实是针对他提出的这个方案来写的,是这个宪法方案的法理。

   · 为偿还或回收战争期间所累积的公债筹集资金,以便使美国在未来仍可利用国内外的信贷市场。

在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还公开说英国的政治是世界上最好的,再加上除了众议员之外,他希望其他的不论是参议员、总统还是法官,都是行为良好得终身任职,他的政敌指责他是一个君主制的爱好者。这些政敌在制宪会议后团结在了杰斐逊周围,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共和党。作为《联邦论》的主要作者之一的麦迪逊也逐渐转向了汉密尔顿的政敌杰斐逊。在《联邦论》第39篇中,麦迪逊提出了共和政体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必要条件,即政府的官员的来源,或者是直接选举或者是间接选举的,这个条件把现代共和和古代共和区分开了;第二个条件是充分条件,即政府官员当选后,或者有任期,或者行为良好得继续任职。在充分条件方面,汉密尔顿确实比较保守。但在必要条件方面,汉密尔顿的方案也是一个共和制方案,并且用今天的话说,更为民主。但共和制两个条件,于杰斐逊而言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因为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杰斐逊在宪法问题上可以说一个虚无主义者,认为一代人制定的宪法只能管一代人。所以,汉密尔顿、麦迪逊、杰斐逊都是共和派,问题只在于他们各自所说的共和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可以说,在美国建国早期的政治思想光谱上,汉密尔顿在光谱的一端,杰斐逊在光谱的另一端,麦迪逊处于他们之间。

   · 找出有效的策略来回应战后繁荣所面临的两大经济威胁:美国市场上充斥的欧洲商品,以及英国港口、尤其是西印度群岛上的英国港口对美国商船的封闭。

由此,也可以在《联邦论》中读出,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微妙区别。《联邦论》上篇的大部分是汉密尔顿写的,下篇里麦迪逊写了很多,他们写的很多主题其实是重合的。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联邦论》中体现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是否有主权意识。麦迪逊的心中只有一部宪法,而缺乏主权的概念,但汉密尔顿关注的核心问题正是主权。麦迪逊在从《联邦论》第47篇到第51篇里讨论了分权问题,在麦迪逊的分权理论中,由于缺乏主权意识,分权意味着没有主权性质的终审权,没有一个最终说了算的主权机构。汉密尔顿则认为,需要主权性质的终审权,以保持法律对个体的效力,因为法律是由个人来承受的。从《联邦论》第67到第77篇和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宪法方案中可以看出,他最关心的是行政分支的问题,他的分权是以总统为核心的,包括总统独立的权力来源、行为良好得终身任职、总统的否决权,还有有利于总统的缔约权解释。

   · 落实《巴黎条约》的关键条款,包括保护英国债权人对战前之债的求偿权,以及归还保皇派被没收的财产。

在联邦和州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麦迪逊的主权意识是不强的。在宪法辩论和制宪会议期间,麦迪逊是一个联邦派,但他作为弗吉尼亚代表进入众议院后,麦迪逊变成了州权派。而汉密尔顿的特别重视主权问题,是一个坚定的联邦派。在《联邦论》第23篇到第36篇中讲的联邦政府应该拥有无限权力的问题,就是一个主权论:在动员军队、征税方面,联邦政府要拥有无限的权力,因为要承担无限的责任。在汉密尔顿的宪法方案中,不光众议员是由公民来选举,参议员和总统都是由联邦公民选举产生,不经过各邦,各邦可以划分选区,但不作为选举单位。按照汉密尔顿的设想,美国将更类似于一个单一制国家,不会有那么多“主权内的主权”。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内战后的宪法修正案是按照汉密尔顿所讲的原理,修正了原来的宪法。

   · 确保对新取得的俄亥俄河以北国土的实际控制,并维系跨阿帕拉契山脉的拓殖者对国家的效忠,尤其是在西班牙于1784年封锁密西西比河不许美国船只通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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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讨论使与会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解决方案不可能在《邦联条例》的框架内找到。这样,与会者们便开始违反《邦联条例》中关于修改这部宪法性文件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他们所得到的明确授权(即“提出修改《邦联条例》的建议,并将讨论通过的修改意见向邦联议会和各州立法机构报告”),而开始起草一部新宪法。因此可以说,制宪会议是以违宪的方式打破了旧的宪法秩序,而确立了新的宪法秩序。它是一场由债务危机导致的没有硝烟的革命。

   四、基于宪法文本的宪法行动与互动

员随感

   宪法文本要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需要政治行动者、尤其是政治领袖真正用宪法来指引自己的行动,尤其是当这样做对自己来说并不便利的时候。盖乐庭在1799年曾经对众议院议员们说:“[美国人的]自由仅仅受一卷纸(a parchment)——也就是一堆文字——的保护”。 在宪法文本落到纸上那一刻,它的意义还处在有无之际、明灭之间。只有当人们真正把它当真的时候,它才成了真。

赵晓力老师则在授课中谈到,税和债不仅仅是负担,也是有效的粘结剂。汉密尔顿作为美帝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利用其杰出的财政手段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同时弥合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裂痕。英帝国之“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纽带在其海权式微和殖民地独立的风潮中逐渐断裂,一个海洋帝国就此飘摇远去;与之相对的是,美帝国通过财政、司法甚至不惜诉诸战争的方式不断巩固联邦与州、自治领之间的纽带,一个新兴帝国冉冉升起。在帝国统合的过程中,法律作为其中一个纽带以及法律对于加强其他纽带的重要作用是法学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此外,如果将帝国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问题投射到一国国内,那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需要结合国家整合和地方自治两者之间的张力与界限,以财权和事权的分权为主线,不断培育和巩固财政、人事、军事、立法和行政等方面的纽带,最终达致央地之间的平衡。也许在此意义上,宏观的帝国统治与微观的国内治理可以成为镜像的双方。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5篇中,麦迪逊说道:“如果正确而公平地把新宪法加以研究,就可看出它所提出的改变主要不是给联邦增添新权力,而是激活其原有的权力。” 这虽然是劝说人们接受一部新宪法的修辞,但的确包含着一定的真理。邦联议会享有后来的美国国会所享有的许多权力,只是它没有机制和手段去落实自己的权力。那么,邦联国会本身便具有的财政权,是如何在新的联邦中被激活的呢?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孙祯锋

   (1)代表性与纳税义务

今天,基于近现代民族国家实践及其知识对于描述和改造世界的有限性,在历史经验中重新发现“帝国”并在学术层面整理有关“帝国”的知识,成为一种关注问题而不限于学科界限的前沿热点。赵晓力老师以透过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汉密尔顿有关建国的帝国面向重新理解《联邦党人文集》。强调工商立国、提出独特的宪制方案,试图重新构建一个帝国,成为理解汉密尔顿思想的重要线索,它们展示了帝国在宪制结构上存在的高度包容性。从这些讲述中,其实可能隐含了一种看待帝国知识的可能性,即帝国的知识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族国家的知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它必定伴随民族国家秩序的扩展问题而产生。换言之,民族国家知识与实践的基本成型,并在其基础上产生出秩序扩展问题,构成了帝国知识的生成前提。尽管,我们在有关政治共同体的历史知识中,描述了部分民族国家生成前的帝国经验,但这是否可能也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秩序扩展问题?因此,未来的帝国秩序,一方面可能需要“创造性转化”过去帝国经验中的基本结构,比如遵循并构建的新神圣性传递,同时,另一方面可能也需要将民族国家有界限的秩序作为帝国生成的前提。那么,帝国与民族国家可能并不是对峙的视角,而是互补的视角。简言之,帝国也可能是有国别的帝国。

   I.1.3是整个财政宪法的逻辑起点:无代表,不纳税。这个条文把代表人数与纳税人口数关联到一起,其中也涉及到最敏感的“自由人”与“其他人”(奴隶)的区别问题。这个南北妥协的产物最终在奴隶是人还是财产之间作出了折衷:他们是五分之三的人。 “五分之三条款”最终被第十四修正案所废除,但代表性与征税权之间的因果关系却一直是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这项原则与奴隶制绑定在一起出现在美国宪法中,很好地展示了宪法是如何深深地镶嵌在它的时代之中。其中所蕴涵的进步和变革力量,要靠后来者在新时势的支持下将其激发出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硕士研究生唐冬平

   (2)“创制条款”及其宪法意义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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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7.1被称为“创制条款”,因为它把创制税收法案的权力交由众议院独享。这不仅排除了行政部门颁布规章来征税的权力,也排除了参议院在征税方面的“创制权”。由此导致的一个可能争议是:参议院所提出的修改法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修改而不是创制。这类争议的确在后来导致了宪法诉讼,并由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宪法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在一定时期靠“遵循先例”的普通法原则稳定了宪法关系,但到了另一段时期,当它们不再符合美国社会精英的共识之后,又会靠最高法院“创制先例”的权力而得到更新。但在建国之初,美国国父们要考虑的还不是这种精微细致的宪法解释问题,而是如何激活联邦政府的财政能力,使联邦政府不必像邦联时代的议会那样仰赖各州的供给。

责任编辑:史微

由众议院而不是参议院来创制征税法案的政治智慧在于,这样可以弱化各州代言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众议员更像是直接对选民负责的个人,而不是各州的代表。但这种利益背景的弱化却可能导致行为动力的缺乏,毕竟选民像是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只会在一定时间间隔之后以选票来评价代表的工作,却不能为代表的工作提供持续的刺激和动力。这时,政党政治和财政部长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了。由财政部长向众议院提交报告,指出国家需要动用财政经费来加以支持的事项,并详细论证其公共利益价值与合宪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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