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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东汉龙窑,湖南湘阴青竹寺窑址首次发

2019-09-14 22:37

  青竹寺窑址位于湘阴县静河镇青湖村十六组,窑址西临湘江哑河(湾河),分布在低矮的丘陵上(图一),1988年11月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世荣研究员领队,与湘阴县博物馆联合对窑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湾河河边,共开探方八个,出土陶瓷器及残片近两万件,首次揭示了青竹寺窑址的年代和产品特征。

长沙晚报讯日前,湖南考古工作者在对湘阴青竹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分别清理出一座东汉龙窑、一座清代缸窑遗迹和相关的瓷片堆积,更让考古工作者欣喜的是,在清理清代缸窑遗迹中,竟又新发现一处被清代缸窑遗迹打破的东汉龙窑遗迹。

  百梅窑遗址位于湘阴县樟树镇百梅村马草坡一带(图一),是汉唐时期湘江下游早期岳州窑类型青瓷产地之一,也保存有大量宋元时期衡山窑类型窑业遗存。早在1988年已有文物部门对其进行过发掘,但当年发掘在重点是百梅窑宋元时期的窑址,对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存仅有简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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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考古发掘的青竹寺窑址位于湘阴县静河镇青湖村十六组,窑址西临湘江哑河,分布在低矮的丘陵上。早在1988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世荣研究员领队曾与湘阴县博物馆联合对湘阴青竹寺窑址进行过为期1个月的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湾河河边,出土陶瓷器及残片近两万件,首次揭示了青竹寺窑址的年代和产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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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湘阴县文物旅游局对青竹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两处龙窑遗迹和相关的瓷片堆积,其中Y1为东汉龙窑,Y2为清代缸窑,在清理Y2的过程中新发现一座被其打破的东汉龙窑Y4(图二)。

此次湘阴青竹寺窑址考古发掘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湘阴县文物旅游局共同进行的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共发现3处窑址遗迹,已清理两处龙窑遗迹和相关瓷片堆积。

图一  百梅窑遗址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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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介绍,在1988年考古发掘湘阴青竹寺窑址时,曾出土一块细方格纹陶瓷残片,其上刻有“汉安二年×月廿五日”,汉安二年即公元143年,相当于东汉中期偏晚。本次考古发掘进一步明确了青竹寺窑的兴烧年代在东汉中晚期,并已充分了解东汉时期湘阴青竹寺窑炉均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其构筑技术已相对成熟,正处于由粘土龙窑向土坯砖砌龙窑过渡的阶段,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成熟青瓷的起源和龙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更为重要的是,青竹寺窑印纹硬陶和青瓷混烧是湘江下游由陶向瓷过渡的重要见证,并证明湘江下游是长江中游技术最为成熟的早期青瓷起源地之一。

  为揭示东汉至三国时期岳州窑的历史面貌,进一步做好岳州窑的保护工作,2017年11~2018年2月,我们着重对百梅窑遗址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百梅村河岭上与巷子口两处东汉至三国时期窑业遗存集中分布区,两个发掘点相距约50米,西临湘江河道,河对岸为湘阴县铁角嘴窑头山一带的岳州窑遗址,其南约3公里处有赵公氹窑址。百梅、窑头山、赵公氹三处窑址都曾发现有汉末三国时期的青瓷制品,是洋沙湖之外岳州窑早期另一个相对集中的一个青瓷产区,对探讨岳州窑早期的窑业格局和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一、东汉龙窑及堆积

 

  1、东汉龙窑Y1

  一

  Y1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方向251度。Y1前部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房取土所破坏,保留了中后部,残存长度约7.5米,宽2.7米(图三)。窑壁保存的高度约40厘米,保留的部分均是粘土抹砌的内壁,上部用50×22-12或50×22-14厘米的土坯砖砌筑,窑顶结构不详。窑床坡度大致在19-24度之间,窑床上铺有10~16厘米厚的砂层,残存窑床的前部出土瓷片最多,多生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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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岭上

  龙窑两侧有数个柱洞,表明当时搭建有简单的棚子。在清理Y1倒塌堆积过程中出土几百片青瓷残片,另有少量硬陶片(图四、图五)。在窑床的中前部出土两块玉璧形垫圈(图六),1988年发掘时出土两百余件,分为玉璧形垫圈和圆形垫饼两类,通过对出土遗物垫烧痕迹的观察,可以看出,玉璧型垫圈或圆形垫饼主要是四系罐之间、四系罐与釜等器物之间的垫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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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岭上发掘区清理面积300平方米,该区域因村民建房、挖水塘等活动而被破坏,地表散布较多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存,但未见原生窑业堆积与遗迹。采集遗物主要为瓷器和硬陶。瓷器中可辨器形者有碗、杯、罐、坛、洗等器。碗多斜直腹、平底,偶见大饼底和环底。杯多平底,形制与碗相近,唯尺寸小。罐以四系罐为主,大小不一。偶见双唇坛、折沿洗残片。瓷器胎色灰白或青灰,釉以青釉为主,少量酱釉,呈色深浅不一,多呈青黄色,胎釉结合较差,多有剥落,釉面深青色、青绿色者胎釉结合较好。装饰技法以篦划和拍印为主,偶见捏塑。篦划纹饰有连弧纹、水波纹、同心圆纹等,多施于碗内底、腹壁和罐的肩部;拍印纹饰有网格纹、方格纹、席纹、钱纹等,多用于罐肩腹部;捏塑技法见于鸟形杯残件;此外,碗、罐底部多可见方形浅印。陶器有硬陶釜、网坠等。(图二—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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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东汉龙窑Y4

图二  河岭上采集碗盆类标本  

  Y4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窑床前端被清代缸窑Y2及窑门外道路打破,窑床中部被近现代灰坑打破,后部未发掘,保存情况不详,已揭露长度约2.5米,宽2.7米,坡度约15度(图七)。

 

  Y4窑壁由两部分构成,靠近窑底有15厘米高的粘土抹砌的内壁,其上竖砌土坯砖,窑顶不存(图八)。Y4窑砖的尺寸、窑炉的宽度均与Y1一致,窑内出土的瓷片也与Y1大体相同,年代应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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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河岭上采集罐坛类标本  

  3、东汉瓷片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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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竹寺窑东汉时期的瓷片堆积大多位于窑炉前方的河滩上,因常年河水冲刷及人为采掘,河边的瓷片堆积已很浅,所布的TG1内30~50厘米下即为生土。TG1出土的青瓷器形有罐、洗、釜、鏂等,以罐最多,釜和洗次之,罐的器形丰富多样,有抬肩式四系罐、扁鼓腹四系罐、深腹四系罐等。青瓷器的纹样常见细方格纹、水波纹、连弧纹,另有少量蕉叶纹和鱼纹。青瓷胎体细腻,胎色多呈浅灰或灰白,釉色青绿,少量呈酱褐色,釉层有开片,多有脱釉现象。硬陶胎质呈青灰色,器形主要是罐和器盖等,器身满布麻布纹或方格纹,与青瓷相比,硬陶胎体略粗,采用附近随处可取的粘土烧制而成(图九、图十)。

图四  河岭上采集瓷片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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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术意义

图五  河岭上采集支烧窑具

  1、进一步明确了青竹寺窑的兴烧年代。

 

  1988年的发掘分南北两区,北区布三个5米×5米探方,在T1第三层出土的一块细方格纹陶瓷残片上刻有“汉安二年×月廿五日”,汉安二年即公元143年,相当于东汉中期偏晚。此次发掘在TG1内原生地层采集了炭样并送北美Beta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年,两个样品的测年数据为0-130 cal AD(94.2%概率)、66-222 cal AD(95.4%概率),基本处于东汉时期(图十一)。青竹寺窑的产品在长沙及周边东汉中晚期至孙吴时期的遗址或墓葬中多有发现,结合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青竹寺窑的兴烧年代应在东汉中晚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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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首次明确了东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形制。

  巷子口

  青竹寺窑东汉时期的窑炉均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Y1和Y4宽度均为2.7米,窑壁下半部为粘土抹壁,上部以至窑顶以土坯砖砌筑,土坯砖的使用使得窑炉高度的增加成为可能,表明当时龙窑的构筑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浙江先秦时期的龙窑均是粘土龙窑(以粘土构筑窑壁和窑顶),直到东汉三国前后才逐渐过渡到土坯砖砌龙窑,青竹寺窑的窑壁分为粘土和砖砌两部分,似乎正处于由粘土龙窑向土坯砖砌龙窑过渡的阶段。此次东汉龙窑的发现和清理,首次明确了东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形态,进一步完善了岳州窑的发展序列,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成熟青瓷的起源和龙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3、基本弄清了汉晋时期岳州窑产品的装烧方式。

  在巷子口发掘区布10×10平方米探方一个,实际发掘以5×5平方米分四A、B、C、D四个小方进行,并在1988年发掘探方处清理剖面4处,出土大量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物。发掘探方布设于巷子口岗坡的坡脚,探方内的文化堆积也呈坡状,东南高西北低,文化堆积层内主要遗物为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物及少量宋元以来的文化遗物,是宋元以来形成的堆积层,未见东汉三国时期的窑业堆积单位,也未见窑炉与作坊遗迹。4处剖面上有东汉至三国时期形成的窑业堆积单位,现以堆积单位最为丰富的PM4为例介绍巷子口发掘区的文化堆积情况。(图六—图十一)  

  青竹寺窑使用玉璧型垫圈或圆形垫饼作为部分产品之间的垫隔具,通过叠烧的方式提高产量,不见支烧具。在青竹寺窑发现的垫隔具有两种材质,一种为灰白色瓷胎质,胎体细腻,用于垫隔青瓷,另一种为硬陶质,用于垫隔釜、罐等印纹硬陶(图十二)。玉璧型垫圈目前仅见于青竹寺窑和百梅窑的巷子口窑区,巷子口的玉璧形垫圈已很少见,很可能这种垫隔具由青竹寺窑发明,被百梅窑巷子口窑区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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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PM4地层堆积情况

  青竹寺窑的大多数器物口沿刮釉,施釉不及底,很可能已开始使用对口套烧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百梅窑巷子口窑区的晚期阶段大量使用,对口套烧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避免窑灰对青瓷釉面的污染,进而提高青瓷的质量,其原理已与后来的匣钵相接近,为两晋时期匣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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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4位于巷子口冲沟处,当地村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此处破土建瓦窑,形成一个向西面向湘江的通道,该通道西侧断面即PM4长9米,呈南北走向,其堆积可分九大层,其中⑥层以下为东汉三国时期的窑业堆积,⑥层可细分为三小层。

  4、青竹寺窑印纹硬陶和青瓷混烧是湘江下游由陶向瓷过渡的重要见证。

 

  在东汉龙窑Y1窑内堆积中发现的陶瓷残片,绝大多数为青瓷,另有少量印纹硬陶,硬陶和青瓷的产品组合有所不同,硬陶的器形主要是釜和罐,而青瓷产品的种类要丰富的多,表明青竹寺窑正处于印纹硬陶与青瓷混烧向专烧青瓷过渡的阶段。青瓷胎体细腻,釉色莹润,釉层均匀,产品质量远远高于2017年湘江中游新发现的三国时期大浦窑的产品,再次证明湘江下游是长江中游技术最为成熟的早期青瓷起源地之一。

  第①层:灰黑色沙质粘土,疏松,包含少量瓷片、玻璃、塑料等,厚0-8厘米,采集有酱釉花口瓶、印花碗底等宋元遗物,为现代地表堆积。  

(原文标题:湘阴青竹寺窑址首次发现东汉龙窑 图文转自:湖南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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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PM4①酱釉花口瓶

 

  第②层:灰黄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包含有少量青花瓷片、砾石、砖块、青瓦等,夹杂少量红烧土粒,厚50-90厘米,采集有芒口碗、碗形灯、折沿洗等东汉三国时期遗物,为明清时期堆积层。

 

  第③层:灰黄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土质土色与②层相近,但包括物更富丰,夹杂有红烧土颗粒、炭末以及砾石、青花瓷片等,厚25-50厘米,为明清时期堆积层。

 

  第④层:浅黄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含有少量红烧土粒、炭末、青花瓷片、砖块等,厚40-76厘米,采集有芒口青白瓷片、连弧纹器底残片、芒口罐残片等,为明清时期堆积层。

 

  第⑤层:灰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包含较多红砖块和烧土粒、砾石、瓷片等,厚25-85厘米,采集有宋元时期执壶残口等宋元时期遗物,未见宋元以后遗物,应为宋元时期堆积层。

 

  第⑥层:窑业堆积层,可细分为⑥A、⑥B、⑥C三小层。

 

  ⑥A层红褐色窑渣堆积,分布在断面北半侧,含有大量红砖块、窑渣、碎瓷片,采集大量平底芒口碗、碗形灯、平底杯、四系罐、硬陶釜等残器。

 

  ⑥B层为灰黑色沙质粘土,分布在断面南半侧,致密,含有红砖块、炭末、瓷片等,厚0-25厘米,采集有平底芒口碗、平底杯、四系罐、折沿洗、器盖、硬陶釜、陶网坠等残器。

 

  ⑥C层为灰褐色沙质粘土,分布在断面中部,较致密,含有红砖块、炭末、瓷片等,厚0-20厘米,采集有碗形灯、平底敛口碗、平底芒口碗、平底杯、折沿洗、硬陶釜等残器。

 

  第⑦层:黄褐色沙质粘土,分布在剖面南北两侧,较致密,含有红砖块、炭末、较多陶瓷残件,厚0-47厘米,采集有鱼纹洗、平底敛口碗、平底杯、四系罐、器盖、硬陶釜等陶瓷器,出土器物的完整度较⑥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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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PM4⑦出土T形系罐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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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PM4⑦出土敛口平底碗残件

 

  第⑧层:黄色沙质粘土,分布在剖面中部,较致密,包含少量瓷片,厚0-40厘米,采集有平底杯、四系罐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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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PM4⑧出土平底杯

 

  第⑨层:灰白色沙质粘土,致密,纯净,厚25-50厘米,该层表面有少量瓷片,应为早期窑业活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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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PM4⑨出土四系罐

 

  前期勘探工作在与PM4相邻的剖面PM2采集了⑥、⑦层窑业堆积中的四个碳样并送交BETA实验室,依据BETA实验室提供的测年报告,这四个样品的测年数据最大可能性年代范围分别为73-226年、133-264年、21-170年、86-242年,年代范围都在东汉至三国期间,与此前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成果相符,进而明确了百梅窑的兴烧年代。巷子口发掘区自然断面底层文化堆积又细分为若干不同的堆积单位,可初步分为早晚两期,两期遗存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早期窑业遗存以抬肩四系罐、敛口平底碗、硬陶釜为主,四系罐占有较重分量,晚期窑业遗存以芒口平底碗为主,罐、釜的比例明显下降。早期罐口多刮釉,碗类多叠置在罐之上,装烧量有限,晚期碗口多刮釉成芒口,大量使用对口装烧法,扩大了装烧量。

 

  河岭上与巷子口两个区域所获陶瓷标本的面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的区别。二者共有的器形有平底碗、洗、四系罐、硬陶釜,器物形制相近,碗多芒口平底碗,碗底多见方形印,深浅不一;纹饰以篦划的连弧纹、水波纹为主,洗内偶见印花鱼纹,罐釜则多拍印方格纹。主要区别在于河岭上发掘区中的环足碗,钱文、席纹、网格等各种拍印纹罐、缸不见于巷子口;巷子口的T形系罐不见于河岭上。此外两区所见窑具有别,河岭上有少量的覆钵形支烧具,巷子口偶见玉璧形垫圈残件,这璧形垫圈也见于青竹寺窑。

 

  岳州窑相关历史遗存保存状况普遍不好,百梅窑遗址尚存东汉至三国时期原生窑业堆积,尤为难得,是早期岳州窑的代表性历史遗存,对探讨成熟青瓷的起源与传播等相关历史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亟待加强保护。

 

(原文标题:岳州窑考古工作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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