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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考古项目已连续5年跻身十大考古新发现,定

2019-07-19 08:32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菏泽市文物处  定陶县文管所    发掘领队:崔圣宽   

  (记者赵晓林)记者今天从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考古项目顺利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考古项目入选,是2008年以来全国“十大”评选中连续5年有山东项目,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入围此次初评的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遗憾未能最终入选。  灵圣湖汉墓发掘黄肠木共3万多根  记者从今天早上举行的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过一天半的演示汇报和评委评议投票,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10个项目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入围此次初评的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遗憾未能最终入选。  定陶灵圣湖汉墓的发掘单位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管理处、定陶县文物局,发掘领队崔圣宽向评委和公众介绍了遗址发现发掘情况。  记者在评选之前采访了崔圣宽。崔圣宽介绍,该墓位于山东省定陶县马集镇大李家村西北约2000米,墓地原有3座大型封土墓葬,早年被平毁。近几年历经多次盗掘,给该墓保护带来很大难度。墓葬现存封土分两部分。该墓葬属于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墓道为斜坡式,两侧带有二层台。墓坑近方形,属于地上墓坑。墓葬的核心部分是墓室,墓室近方形,边长约23米,顶部及四周用青砖垒砌封护。木椁墓室包括“黄肠题凑”、回廊外12个侧室、回廊、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前、中、后三室的8个耳室、各室间甬道、四个门道,中室内放置有一具漆棺。整个墓室结构南北对称。据统计,墓室外围的黄肠木近21000根,每根长1.15米。各侧室壁皆为黄肠木垒砌,长70厘米,共12006根。回廊内、中室四周也由黄肠木叠垒,共2412根。黄肠木皆是3根薄枋木穿榫连接成一组。椁室顶部垒砌五层宽窄不均、厚30至40厘米的枋木。木质保存较好,木材总量约2200立方米。经初步鉴定木材种类,椁室顶部五层枋木为楠木及硬木松,黄肠木属于柏木,棺为梓木。  此次发现的比较特殊的文物是封护墓室的顶部及周边青砖,这些砖都是草拌泥质,绝大多数砖上都有朱书、墨书、刻划文字以及符号、模印纹等,文字内容绝大部分是人名,另有少量“山阳昌邑东炀里”、“平昌里”、“八十二数”等地名及数字。据初步统计,砖上涉及的人名姓氏达30余种。“可惜在前期发掘中,虽然对墓葬内进行了细致筛选清理,但没有发现多少可移动文物。后来在中室门口甬道外口底板下发现木板覆盖的器物坑,里面放置一外围缝制丝织品并用横竖丝带捆绑的竹笥,竹笥里面叠放一件女士汉袍,汉袍颈背部用十字花丝带缝系的青玉质玉璧。竹笥、汉袍、玉璧保存完好,令人感到意外和振奋。”崔圣宽表示这座墓葬出土的文物虽然少,但却非常珍贵。  墓主人是定陶王后丁姬还是定陶共王?  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墓主人是谁,崔圣宽告诉记者,从目前清理墓葬情况来看,除出土带有文字的青砖以及器物坑内出土的女士汉袍外,还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确凿证据,只能大致从“黄肠题凑”墓葬形制结构以及汉代定陶历史文献中探求墓的时代及墓主人信息。目前青砖上文字有“丁明”、“丁子明”等人名。目前只有在西汉的汉哀帝刘辛时期其舅大司马为丁明。  崔圣宽表示,该墓葬规模比以往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题凑”墓都大。墓室大致方形,象征性的四个门道,体量巨大的木材,以及题凑棺椁用材制度,都符合“黄肠题凑”这种天子葬制的特点。封土总高度约18米,无疑都属于诸侯王级的特点。  崔圣宽向记者介绍了有关资料,定陶地区在西汉时期定陶间续隶属梁国、济阴国(郡)、定陶国。称王者有梁王彭越、刘恢、吕铲、刘揖、刘武、济阴王刘不识、第一定陶国王刘嚣、第二定陶国一任定陶王刘康、二任王刘欣、三任王刘景。根据史料记载排查,该墓只有定陶王刘康及其王后较为符合。但刘康徙封到定陶为王仅3年,建如此规模的大型“黄肠题凑”墓并非易事,且不属于定陶国辖区的山阳郡(国)人是否参与为其建墓亦有疑问。  崔圣宽说,定陶王后丁姬在《汉书·成帝本纪》中有记载:“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闻夫妇一体。诗云:‘穀则异室,死则同穴。’昔季武子成寑,杜氏之殡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圆。遂葬定陶。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復土”;《汉书·外戚传》载“遣大司马票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震山东”;哀帝以汉代“天子之制”殡葬其母丁姬,用“梓宫”,着“珠玉之衣”。因此,丁太后死后以“黄肠题凑”葬制葬于定陶应为可信。“山阳昌邑”等地名正迎合“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復土”之言。而且元、成、哀帝时期,西汉晚期外戚专权,王氏与傅、丁氏间的斗争甚为激烈。致使王莽秉政后,毁傅、丁两太后坟冢。王莽对丁太后墓的破坏,大体应主要是将墓中的随葬品清除、去掉玉衣、替换木棺,而墓外的陵园及其他设施并非毁之殆尽,正迎合发掘清理后只有木棺,无玉衣、陪葬器物等情况。  崔圣宽说,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定陶县志·封域》记载:“左冈寰宇记云,左冈冈阜连属,林木交映,以近左城,故名。相传春秋左邱明父葬处,其旁为汉定陶共王陵,按志左城即古陶邱地。”现今左山寺正好位于该墓葬群南4华里。如果说此左山即为彼左山,那么该墓地即为定陶共王陵。虽然被盗严重,但从出土较多的鎏金车马器以及10余片金箔及其他文物,墓葬规格显然属于诸侯王级,结合定陶汉墓的墓葬结构以及出土青砖带有大量楷书兼隶、行书体文字演变时代特征,判定该墓葬时代属于西汉晚期。  我省已有17个考古项目入选全国“十大”  为什么灵圣湖汉墓能入选全国“十大”呢?崔圣宽说,该墓葬是山东发掘的规模最大的木椁墓葬,“黄肠题凑”的墓葬形制在山东也是首次发现。国内以往发现的“黄肠题凑”墓葬中,该墓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该墓葬是地上墓室的构筑方式;墓坑外围跨度约36米的柱洞群;回廊内多室以及侧室间壁皆为黄肠木横切叠垒的墓室结构;带有大量朱书、墨书及刻划、模印文字的青砖封护墓室等特点,在以往发现的大型墓葬中非常罕见。该墓葬很可能是“黄肠题凑”葬制发展到最为成熟的晚期阶段的典型代表。其复杂对称的墓葬结构、考究的建筑都反映墓主人身份至少属于王一级,但其规格又明显高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汉代诸侯王墓,这对于推断墓主人身份和定陶王室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所以入选全国“十大”也是实至名归。  记者今天还了解到,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山东省累计共有17项考古项目入选,不仅数量位于全国前列,一些重大考古成果甚至改变了人类文明史,社会反响巨大。而且,自2008年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入选全国“十大”之后的5年,包括今年都有山东省的项目入选,这在全国并不多见,也说明我省确实是考古大省、文物大省。  链接  我省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  1、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1990年)2、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1990年)3、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1991年)4、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1994年)5、长清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1995年)6、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1996年)7、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1996年)8、章丘西河遗址(1997年)9、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2000年)10、日照海曲汉代墓地(2002年)11、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2003年)12、临沂洗砚池晋墓(2003年)13、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2008年)14、高青陈庄西周城址(2009年)15、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2010年)16、聊城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2011年)17、定陶灵圣湖汉墓(2012年)

发布时间: 2013/4/11 9:07:39 被阅览数: 次 记者今天从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考古项目顺利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考古项目入选,是2008年以来全国“十大”评选中连续5年有山东项目,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入围此次初评的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遗憾未能最终入选。 灵圣湖汉墓发掘黄肠木共3万多根 记者从今天早上举行的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过一天半的演示汇报和评委评议投票,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10个项目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入围此次初评的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遗憾未能最终入选。 定陶灵圣湖汉墓的发掘单位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管理处、定陶县文物局,发掘领队崔圣宽向评委和公众介绍了遗址发现发掘情况。 记者在评选之前采访了崔圣宽。崔圣宽介绍,该墓位于山东省定陶县马集镇大李家村西北约2000米,墓地原有3座大型封土墓葬,早年被平毁。近几年历经多次盗掘,给该墓保护带来很大难度。墓葬现存封土分两部分。该墓葬属于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墓道为斜坡式,两侧带有二层台。墓坑近方形,属于地上墓坑。墓葬的核心部分是墓室,墓室近方形,边长约23米,顶部及四周用青砖垒砌封护。木椁墓室包括“黄肠题凑”、回廊外12个侧室、回廊、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前、中、后三室的8个耳室、各室间甬道、四个门道,中室内放置有一具漆棺。整个墓室结构南北对称。据统计,墓室外围的黄肠木近21000根,每根长1.15米。各侧室壁皆为黄肠木垒砌,长70厘米,共12006根。回廊内、中室四周也由黄肠木叠垒,共2412根。黄肠木皆是3根薄枋木穿榫连接成一组。椁室顶部垒砌五层宽窄不均、厚30至40厘米的枋木。木质保存较好,木材总量约2200立方米。经初步鉴定木材种类,椁室顶部五层枋木为楠木及硬木松,黄肠木属于柏木,棺为梓木。 此次发现的比较特殊的文物是封护墓室的顶部及周边青砖,这些砖都是草拌泥质,绝大多数砖上都有朱书、墨书、刻划文字以及符号、模印纹等,文字内容绝大部分是人名,另有少量“山阳昌邑东炀里”、“平昌里”、“八十二数”等地名及数字。据初步统计,砖上涉及的人名姓氏达30余种。“可惜在前期发掘中,虽然对墓葬内进行了细致筛选清理,但没有发现多少可移动文物。后来在中室门口甬道外口底板下发现木板覆盖的器物坑,里面放置一外围缝制丝织品并用横竖丝带捆绑的竹笥,竹笥里面叠放一件女士汉袍,汉袍颈背部用十字花丝带缝系的青玉质玉璧。竹笥、汉袍、玉璧保存完好,令人感到意外和振奋。”崔圣宽表示这座墓葬出土的文物虽然少,但却非常珍贵。 墓主人是定陶王后丁姬还是定陶共王? 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墓主人是谁,崔圣宽告诉记者,从目前清理墓葬情况来看,除出土带有文字的青砖以及器物坑内出土的女士汉袍外,还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确凿证据,只能大致从“黄肠题凑”墓葬形制结构以及汉代定陶历史文献中探求墓的时代及墓主人信息。目前青砖上文字有“丁明”、“丁子明”等人名。目前只有在西汉的汉哀帝刘辛时期其舅大司马为丁明。 崔圣宽表示,该墓葬规模比以往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题凑”墓都大。墓室大致方形,象征性的四个门道,体量巨大的木材,以及题凑棺椁用材制度,都符合“黄肠题凑”这种天子葬制的特点。封土总高度约18米,无疑都属于诸侯王级的特点。 崔圣宽向记者介绍了有关资料,定陶地区在西汉时期定陶间续隶属梁国、济阴国、定陶国。称王者有梁王彭越、刘恢、吕铲、刘揖、刘武、济阴王刘不识、第一定陶国王刘嚣、第二定陶国一任定陶王刘康、二任王刘欣、三任王刘景。根据史料记载排查,该墓只有定陶王刘康及其王后较为符合。但刘康徙封到定陶为王仅3年,建如此规模的大型“黄肠题凑”墓并非易事,且不属于定陶国辖区的山阳郡人是否参与为其建墓亦有疑问。 崔圣宽说,定陶王后丁姬在《汉书·成帝本纪》中有记载:“建平二年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闻夫妇一体。诗云:‘穀则异室,死则同穴。’昔季武子成寑,杜氏之殡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圆。遂葬定陶。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汉书·外戚传》载“遣大司马票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震山东”;哀帝以汉代“天子之制”殡葬其母丁姬,用“梓宫”,着“珠玉之衣”。因此,丁太后死后以“黄肠题凑”葬制葬于定陶应为可信。“山阳昌邑”等地名正迎合“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之言。而且元、成、哀帝时期,西汉晚期外戚专权,王氏与傅、丁氏间的斗争甚为激烈。致使王莽秉政后,毁傅、丁两太后坟冢。王莽对丁太后墓的破坏,大体应主要是将墓中的随葬品清除、去掉玉衣、替换木棺,而墓外的陵园及其他设施并非毁之殆尽,正迎合发掘清理后只有木棺,无玉衣、陪葬器物等情况。 崔圣宽说,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定陶县志·封域》记载:“左冈寰宇记云,左冈冈阜连属,林木交映,以近左城,故名。相传春秋左邱明父葬处,其旁为汉定陶共王陵,按志左城即古陶邱地。”现今左山寺正好位于该墓葬群南4华里。如果说此左山即为彼左山,那么该墓地即为定陶共王陵。虽然被盗严重,但从出土较多的鎏金车马器以及10余片金箔及其他文物,墓葬规格显然属于诸侯王级,结合定陶汉墓的墓葬结构以及出土青砖带有大量楷书兼隶、行书体文字演变时代特征,判定该墓葬时代属于西汉晚期。 我省已有17个考古项目入选全国“十大” 为什么灵圣湖汉墓能入选全国“十大”呢?崔圣宽说,该墓葬是山东发掘的规模最大的木椁墓葬,“黄肠题凑”的墓葬形制在山东也是首次发现。国内以往发现的“黄肠题凑”墓葬中,该墓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该墓葬是地上墓室的构筑方式;墓坑外围跨度约36米的柱洞群;回廊内多室以及侧室间壁皆为黄肠木横切叠垒的墓室结构;带有大量朱书、墨书及刻划、模印文字的青砖封护墓室等特点,在以往发现的大型墓葬中非常罕见。该墓葬很可能是“黄肠题凑”葬制发展到最为成熟的晚期阶段的典型代表。其复杂对称的墓葬结构、考究的建筑都反映墓主人身份至少属于王一级,但其规格又明显高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汉代诸侯王墓,这对于推断墓主人身份和定陶王室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所以入选全国“十大”也是实至名归。 记者今天还了解到,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山东省累计共有17项考古项目入选,不仅数量位于全国前列,一些重大考古成果甚至改变了人类文明史,社会反响巨大。而且,自2008年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入选全国“十大”之后的5年,包括今年都有山东省的项目入选,这在全国并不多见,也说明我省确实是考古大省、文物大省。 链接 我省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 1、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2、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3、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4、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5、长清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6、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7、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8、章丘西河遗址9、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10、日照海曲汉代墓地11、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12、临沂洗砚池晋墓13、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14、高青陈庄西周城址15、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16、聊城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17、定陶灵圣湖汉墓 来源:济南日报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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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墓位于山东省定陶县马集镇大李家村西北约2000米,墓地原有三座大型封土墓葬,早年被平毁。近几年历经多次盗掘,给该墓的保护带来很大难度。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处、定陶县文管所联合组成灵圣湖墓葬发掘考古队,2010年10至今对该墓葬进行清理发掘。


墓内西回廊

  
    墓葬现存封土分两部分,核心部分位于墓室上部,成多层台基式,平面基本呈方形,逐级上收;外围铺以斜坡式堆筑夯土封护,封土直径约150米。从夯窝判断,所用工具为平头夯具,直径约5~8厘米。多为集束棍成排成列夯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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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多年来持续的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发现,总是在不断加强着人们心目中大汉帝国的各种形象。最近,在山东省定陶县马集镇大李家村西北约2000米发掘的一座大型汉墓(下简称“定陶汉墓”),就以其空前规格的黄肠题凑,再一次把我们成功地拉回到对汉代强盛景象的想象之中。

    该墓葬属于“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墓道斜坡式,东向,两侧带有二层台。墓坑近方形,边长27.84~28.46米,四壁板筑而成,属于地上墓坑。墓坑开口四周边缘分布26个等距的柱洞;墓坑上部封填有厚1米多的细砂及青膏泥。墓坑内四周积砂,积砂槽内有12根与外围柱洞相对应的立柱。

目前,有关该墓发掘的基本情况,《中国文物报》已进行了及时报道,使我们能较全面的了解到这座罕见墓葬的各种信息——包括大家对大型墓葬发掘后所必然关注的墓主问题,发掘者已给出了甚为具体的推测——“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该墓葬年代约属西汉晚期”,“从墓葬所处地望并结合文献记载,该墓葬墓主人应属于西汉晚期的定陶王墓,最大可能性是第一代定陶王刘康的墓葬。”

  
    墓室近方形,边长约23米,顶部及四周用青砖垒砌封护,顶部两层青砖下,有绳编制的薄木板覆盖着墓室顶部第一层枋木。木椁墓室包括黄肠题凑、回廊外12个侧室、回廊、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前、中、后三室的8个耳室、各室间甬道、四个门道。前、后室耳室各有一个壁龛。中室内有一漆棺。整个墓室结构南北对称。外围的黄肠木近21000根,长1.15米。各侧室壁皆为黄肠木垒砌,长70厘米,共12006根。回廊内、中室四周也由长1.15米的黄肠木叠垒,共2412根。黄肠木皆是三根薄枋木穿榫连接成一组。椁室顶部垒砌五层宽窄不均、厚30~40厘米的枋木。木质保存较好,木材总量约2200余立方米。经初步鉴定木材种类,椁室顶部五层枋木为楠木及硬木松,黄肠木属于柏木,棺为梓木。

就以西汉诸侯王陵墓为代表的大型墓葬发掘而言,虽我们对亲历发掘者的各种认识,总是一直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但对含墓主为谁的有关墓葬问题的讨论,却也一直层出不穷——这常常被作为考古学拥有足够活力与魅力的表现加以介绍。就定陶汉墓而言,因其“随葬文物被盗一空”,要给墓葬做出准确认识——无论是墓葬时代还是墓主为谁,就无疑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在阅读该墓的有关报导后,我对该墓的墓主等问题,就有了如下一些鄙陋的意见,提出来,供贤达一唏。

 

一、墓葬时代能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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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墓葬的墓主为谁,我们需先能确定墓葬所处的大体时代——当然像出土文字表明墓主为谁且墓主还文献有载,那其所在墓葬的时代也就不言而自明。从定陶汉墓报导看,因该墓“随葬文物被盗一空”,也就使我们再也无法根据出土遗物这一长期以来进行墓葬断代的基本材料,进行其大体时代的判断。这样一来,对这座墓葬,我们即使要给其一个较明确的时代认识,可能都会有较大的困难。

 

首先,在发掘之后,这座墓葬中我们所能看到的,除了“被撬开的漆棺之外”就是“各墓室墓门门轴上还残存部分铜质构件”。而无论是“保存完整”的“墓葬结构”,还是这些残存的“铜质构件”,在历来的汉墓发掘中,还似乎从没有成为过进行墓葬断代的主要依据。

墓葬全景

对我们来说,虽已发现了多座西汉的黄肠题凑墓葬,但不仅每座西汉黄肠题凑的结构都有不同,而且就是像已出土多座黄肠题凑墓的长沙、北京等地,其一地发现的有关黄肠题凑的格局之间也都有差异。与此同时,现有各黄肠题凑墓的所处时代和空间差异也都很大,我们似乎并不能从既有的黄肠题凑墓考古资料中,成功的总结出几条单从黄肠题凑外形和结构上,就可开展断代的规律性知识,然后拿它来给一座新发现的黄肠题凑进行准确定时。因此,特别是在定陶汉墓作为“我国目前所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葬”的情况下,其空前的黄肠题凑,很难成为据其它黄肠题凑墓葬时代进行时代判定的依据——虽在特定条件如地域性特征等等情况下,墓葬结构对判断墓葬时代确实有一定辅助意义。

  
    封护墓室的顶部及周边的青砖皆草拌泥质,绝大多数砖上都有朱书、墨书、刻划文字以及符号、模印纹等,文字内容绝大部分是人名,另有少量“山阳昌邑东炀里”、“平昌里”、“八十二数”等地名及数字。初步观察,砖上涉及的人名姓氏达30余种。

当然,该墓的“门轴上还残存部分铜质构件”,自然也应被纳入该墓的断代依据之中。但就现有的汉墓分期而言,我们过去所建立并至今一直使用的,乃是在对陶器、钱币等遗物分期基础上形成的断代标尺。像门轴上铜质构件此等的金属遗物,似乎也还从未进入过既有的断代标尺。自然,这些残存的铜质构件,也就很难成为该墓断代的主要依据。

  
    墓葬内进行细致的筛选清理,没有发现任何可移动文物。但在中室门口甬道外口底板下发现一木板覆盖的器物坑。坑长53、宽30厘米,其内放置一外围缝制丝织品并用横竖丝带捆绑的竹笥,竹笥内叠放一件女士汉袍,汉袍颈背部用十字花丝带缝系的玉璧。玉璧为青玉质,直径18.6厘米。竹笥、汉袍、玉璧保存完好。

于是,从上述分析看,既然保持完好黄肠题凑的墓葬结构、残存的铜质构件都不能成为该墓的断代凭借,那在墓葬随葬品被盗一空情况下,要想给它一个具体的时代认识,在我看来应该相当困难。当然,上述这些问题也许早已被发掘者认识,并做出了墓葬为“西汉晚期”的判定,其自然有具体理由。不过,在发掘者将判定理由完整公布前,我自己还是不能贸然的对其信从无疑——在“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从墓葬所处地望并结合文献记载”这样简单阐释外,我们当然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判定信息。

 

二、会不会是梁国的诸侯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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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墓虽随葬品被盗一空,但就考古收获而言,其实可资讨论的考古遗物却还是有那么一些,它们或许对墓葬的断代会有所帮助。比方说,在墓葬发掘中,在墓顶上发现了1.3万块“绝大多数砖上面有文字”的封顶用砖,“文字有朱书、墨书、刻写、戳印四种形式,还有刻划符号等等。初步观察,墓砖上文字内容绝大部分是人名,另有少量如‘山阳昌邑、焬里’等地名以及数字。”目前仅公布的“山阳昌邑、焬里”文字,或许就是一条重要线索。

 

据《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有县二十三,其郡治即为昌邑。不过,“武帝天汉四年更山阳为昌邑国”。《水经·济水注》“武帝天汉四年,更为昌邑国,以封昌邑王髆。贺废国除,以为山阳郡”。于是,从“山阳”和“昌邑”一起出现的情况看,“山阳昌邑”的出现时间,就存在景帝中六年至武帝天汉四年的山阳国时期、昌邑国国除后山阳郡时期、或者景帝中六年之前山阳郡为梁国属郡时期等三种可能。即,将昌邑国时间排除在外。自然,定陶大墓的时代,也就大体可从上述时间范围中进行进一步的寻找和确定。

竹笥

据文献,定陶汉墓发掘所在定陶,在汉属济阴郡,《汉书·地理志》“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有县九,郡治即为定陶。而定陶成为诸侯国治的时间,大体有二:1、甘露二年正月,宣帝将济阴郡封给儿子刘嚣,建立定陶国。黄龙元年定陶王改封楚王,定陶国复为济阴郡,持续不到4年。2、河平四年四月,成帝将自己兄弟,也就是原山阳王刘康迁徙到济阴郡封为定陶王,到建平二年,哀帝将定陶王刘景徙封信都王,定陶国再复为济阴郡,持续约20年左右。

    初步认识及意义  

从山阳国和定陶国的受封情况看,它们的统治都仅是一郡之地,不仅山阳国没有管辖过定陶,而定陶国也不可能下辖到山阳郡的郡治昌邑。因此从沿革讲,在定陶发现的诸侯王级别墓葬中,居然出现了山阳郡郡治昌邑的文字内容,就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

    1、关于墓主人问题  

目前,我们还几乎不知道1.3万块砖上究竟还有哪些具体内容的文字,无法确定相关文字的性质,因此还不能做出太多的判定。但从以往西汉诸侯王墓的考古发现看,虽像在满城汉墓出现过“柳市买”的外地购置商品用青铜器的情况,但就墓葬营建而言,目前还只能暂且“默认”诸侯王陵大体应是本国下辖吏民所建(如将来通过完整公布这批定陶汉墓的文字内容,表明西汉时期已有外地工匠参加本地诸侯王陵营建的情况存在,那无疑对于很多在诸侯王陵研究中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还只能暂且以本地工匠营建为基础开展讨论)。

 
    从目前清理墓葬情况来看,除出土带有文字的青砖以及器物坑内出土女士汉袍外,还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的确凿的证据,只能大致从“黄肠题凑”墓葬形制结构以及汉代定陶历史文献中探求墓的时代及墓主人信息。   

因此考虑到上述这个情况,实际上定陶汉墓的时代,就可能要比现认识会早出好多。即,要在定陶出现由山阳郡昌邑人来参修的陵墓,那定陶和昌邑就首先应归属于同一诸侯王的统治范围。而如是,从前述文献梳理看,此墓葬为梁的可能性则明显最大——这当然是一个需公布更多文字材料来进一步阐发或否定的意见。

    目前青砖上文字有“丁明”、“丁子明”等人名。在西汉目前只有汉哀帝刘辛时期其舅大司马为丁明。结合定陶汉墓的墓葬结构以及出土青砖带有大量楷书兼隶、行书体文字演变时代特征,判定该墓葬的年代应属于西汉晚期。

据《史记·彭越列传》载,汉高祖五年“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定陶是梁国国都。高祖十一年,《史记·高帝本纪》载“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罢东郡,颇益梁”,梁国范围大为扩张。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到吕后七年“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但到吕后八年即被朱虚侯章“杀之郎中府吏舍厕中。”此后,《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二年“子揖为梁王”,十一年“夏六月,梁王揖薨。”次年《史记·梁孝王本纪》载,文帝即“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水经·渠水注》“汉文帝封孝王于梁,孝王以土地下湿,东都睢阳,又改曰梁,自是置县。”

  
    该墓葬规模比以往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题凑”墓都大。墓室大致方形,象征性的四个门道,体量巨大的木材量,以及题凑棺椁用材制度,都符合“黄肠题凑”这种天子葬制的特点。封土总高度约18米,无疑都属于诸侯王级的特点。

因此,从高祖五年开始,除吕后八年吕产被杀到文帝二年刘辑受封间等很短时间外,定陶一直都是梁国首都,直到文帝十二年刘武为梁王才徙都于睢阳。因此,我们在考虑定陶地区诸侯王陵的时候,在定陶发现这段长达的34年左右时间中的梁国王陵的可能性,也应得到足够重视——特别是在墓葬时代在我看来还难以确切的情况下。

      
    定陶地区,从战国到汉代一直都是膏腴之地,地位堪比关中京畿地区。西汉时期定陶间续隶属梁国、济阴国(郡)、定陶国。称王者有梁王彭越、刘恢、吕铲、刘揖、刘武,济阴王刘不识、第一定陶国王刘嚣、第二定陶国一任定陶王刘康、二任王刘欣、三任王刘景。梁国的前期都城在梁孝王刘武前皆都于定陶。《汉书》载,彭越因谋反被诛;刘恢后徙赵国为王,因悲思爱姬自杀,吕后以为用妇人故自杀,无思奉宗庙礼,废其嗣;梁王吕产为国相没就国,被朱虚侯章“杀之郎中府舍侧中”;梁怀王揖入朝,因堕马死于长安,无子嗣,国除。文帝甚爱之,能否葬于定陶甚为疑问;济阴哀王刘不识立一年薨;楚孝王刘嚣,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三年徙楚;定陶王刘景,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徙封为信都王。以上各王因谋反、私怨、徙封等其他原因皆不可葬于定陶。据此,该墓只有定陶王刘康及其王后可寻。

也就是说,既然山阳郡郡治昌邑的名字出现在了定陶发现的诸侯王陵中,那这座王陵作为梁国王陵的可能性就已相当的大。而如果考虑到梁国历任诸侯王的历史,在定陶去世的刘辑和之前被徙走的刘辉的可能性,明显要比彭越和吕产多了不少。

  
    定陶共王刘康:据《汉书》载,河平四年(前25年)至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共王康薨”。虽则成帝在恭王生前“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但刘康徙封到定陶为王仅三年,建如此规模的大型“黄肠题凑”墓,并非易事;且不属于定陶国辖区山阳郡(国)人是否参与为其建墓亦有疑问。

此外,从区位看,定陶除了前述一系列统属关系变化外,其实还有一些需要说明,那就是定陶本身其实还是西汉王朝的建立之地——《史记·叔孙通列传》载“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此后才有刘邦定都于关中。而《史记·货值列传》讲“陶、睢阳亦一都会也”,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定陶是关东地区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济中心。因此在有了上述这种独特的政治地位、更有了庞大经济基础的支撑情况下,在定陶作为梁国首都的期间,完全有实力去营建一座规模庞大的诸侯王陵。

  
    定陶王后丁姬:《汉书?成帝本纪》载:“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闻夫妇一体。诗云:『穀则异室,死则同穴』。昔季武子成寑,杜氏之殡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圆。遂葬定陶。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復土;《汉书?外戚传》载“遣大司马票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震山东”;哀帝以汉代“天子之制”殡葬其母丁姬,用“梓宫”,着“珠玉之衣”。因此,丁太后死后以“黄肠题凑”葬制葬于定陶应为可信。“山阳昌邑”等地名正迎合“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復土”之言。山阳郡(国)在西汉至晋时期间隔沿用,昌邑很大部分时间皆为郡治所在地。元、成、哀帝时期,西汉晚期外戚专权,王氏与傅、丁氏间的斗争甚为激励。致使王莽秉政后,毁傅、丁两太后坟冢。《汉书?外戚传》多有记载。但对于丁太后的始葬地与《汉书?成帝记》所载相悖。但“烧燔椁中器物”,“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的毁墓过程应为可信。此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济水又东北迳定陶恭王陵南,汉哀帝父也。……今其坟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南门内夹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谓之丁昭仪墓,……丁姬坟墓,事与书违,不甚过毁,未必一如史说也”。因此,王莽对丁后墓的破坏,大体应主要是将墓中的随葬品清除、去掉玉衣、替换木棺,而墓外的陵园及其他设施并非毁之殆尽。正迎合M2的发掘清理只有木棺,无玉衣,陪葬器物等情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规模庞大的西汉诸侯王陵的时代,几乎都集中在西汉早期或西汉中期的偏早阶段,而在西汉中后期建造的诸侯王陵规模,则一般都相对要小了很多。因此,在看到定陶发掘的这座墓葬,居然有空前规模黄肠题凑报导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它会不会是一座早期的梁国王陵?

  
    此外,《定陶县志?封域》载,“左冈寰宇记云,左冈冈阜连属,林木交映,以近左城,故名。相传春秋左邱明父葬处,其旁为汉定陶共王陵,按志左城即古陶邱地”。现今左山寺正好位于该墓葬群南4华里。如果说此左山即为彼左山,那么该墓地即为定陶共王陵。该墓地共有三座封土堆,M1、M3墓道南向,且相距较近,皆为石室墓。M1虽则被盗严重,但从出土较多的鎏金车马器以及十余片金箔及其他文物,墓葬规格显然属于诸侯王级,时代属于西汉晚期。

而且,虽发掘后的定陶汉墓黄肠题凑的规格目前为最大,但实际现知的一些诸侯王陵规格明显要大出此墓不少。如位于山东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西的洛庄汉墓,封土边长约200米,原封土高达20余米。而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的大武齐王墓,封土底部略呈圆形,直径更达约250米,残高尚有24米。因此无论是定陶汉墓的封土规格,还是其“墓圹近方形,边长28.3米”的墓葬规格,明显都较之前两墓小了很多——当然从总体上定陶汉墓规格在现知西汉土石坑诸侯王陵中依然处于前列——前述二墓的时代均为诸侯王陵规格一般甚大的西汉早期。

  
    该墓葬是山东发掘的规模最大的木椁墓葬。黄肠题凑的墓葬形制在山东也是首次发现。在以往发现的“黄肠题凑”墓葬中,该墓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该墓葬年代属于西汉晚期。地上墓室的构筑方式;墓坑外围跨度约36米的柱洞群;回廊内多室以及侧室间壁皆为黄肠木横切叠垒的墓室结构;带有大量朱书、墨书及刻划、模印文字的青砖封护墓室等特点在以往发现的大型墓葬中实属罕见。该墓葬很可能是“黄肠题凑”葬制发展到最为成熟的晚期阶段的典型代表。其复杂对称的墓葬结构、考究的建筑都反映墓主身份至少属于王一级,但其规格又明显高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汉代诸侯王墓,这对于推断墓主人身份和定陶王室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三、会不会是济阴国的诸侯王陵?

在梁孝王将都城从定陶迁走之后,《史记·孝景本纪》载,到景帝中六年,“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梁分为五。”梁孝王“子不识为济阴王”,定陶再次成为了诸侯国的都城所在。不过这次定陶却随着济阴王的很快去世,使其作为王都的时间非常短暂。虽《汉书·文三王传》载“济阴哀王不识立一年薨。亡子,国除”,但从《汉书·天文志》载“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阳王、济阴王死”的情况看,济阴王的实际在位时间,也就大体只有一月左右。此后济阴国“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史记·梁孝王世家》)。

因此,考虑到济阴国王刘不识在位时间非常短暂,济阴国刚受封不久既除国为郡,在定陶大墓空前规格的情况下,我认为从目前报导资料看,其作为济阴国王陵的可能性应基本上并不存在——发掘者也早已将其排除出去——虽我们并没有看到其排除的具体原因。

四、会不会是第一定陶国的诸侯王陵?

在作为汉郡90余年后,《汉书·宣帝纪》载,到公元前52年,即“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嚣为定陶王。”但据《汉书·宣元六王传》,“楚孝王嚣,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三年徙楚”,其作定陶王的时间仅有三年。虽《汉书·诸侯王表》记载于此略异,讲其“十月乙亥,立为定陶王,四年,徙楚,二十八年薨”,认为其作定陶王为四年。但不管如何,即使以四年计,大体到黄龙元年,刘嚣就已改封楚王,定陶国除国为济阴郡。

这样,同样考虑到定陶国王刘嚣在位时间较短,而定陶大墓又拥有空前的规格,那从目前的报道资料看,其作为第一定陶国王陵的可能性应基本上并不存在——这还不说第一定陶王的诸侯王刘嚣,其在徙为楚王后肯定应在去世后将被埋到楚王陵中。

五、会不会是第二定陶国第二定陶王刘欣的未用寿陵?

据《汉书·宣元六王传》,在第一定陶国除国后大约25年,到成帝河平四年,成帝将原来的山阳王刘康迁徙到济阴郡,封定陶王,“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为济阳王。八年,徙为山阳王。八年,徙定陶。”成帝阳朔二年左右,共王康去世。之后其子刘欣在次年阳朔三年嗣位为王。但到绥和元年,刘欣被奉为成帝太子,于第二年成帝去世后即位——即文献所载汉哀帝。即《汉书·诸侯王表》所载“阳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绥和元年,为皇太子。”而在刘欣立太子后月余,成帝将楚孝王孙刘景封定陶王,三年后也就是建平二年,哀帝将刘景徙封为信都王,定陶国除国。《汉书·诸侯王表》讲“绥和元年十一月壬子,王景以孝王孙立为定陶王,奉恭王后。三年,建平二年,徙信都”。第二定陶国的持续时间约20年左右,其中共王刘康在位3年,哀帝刘欣在位14年,刘景则在位3年。目前,发掘者判定的墓主即为第二定陶国的首位诸侯王共王刘康。

按照汉代制度,天子一般是在即位后次年开始营建寿陵。由于目前我们并没有西汉诸侯王开始营建诸侯王陵时间的文件记载,因此只能大体按诸侯王制拟天子的情况推断,诸侯王陵的营建,大约也应在诸侯王的即位后不久。

从现有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看,诸侯王陵的营建规模,一般上说,既与诸侯王陵的营建时间长短有关,也与诸侯国的经济实力、诸侯王与天子的关系密切与否有直接关系。从第二定陶国的历史看,共王刘康不仅为首封之王,而且其在即位前就深得元帝喜爱,“定陶共王爱幸,几代太子”。而即使是在成帝即位后,其与成帝也兄弟情深,“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因此发掘者可能从定陶汉墓规模空前的黄肠题凑规格考虑出发,将墓主断定为刘康——这自然有着明显的道理。不过,从时间看,刘康的在位时间其实和刘嚣的时间基本相当,因此我们还很难在空无一物的情况下,定墓主为刘康而否定刘嚣——他们不仅级别相同,而且还拥有同等的可能造墓时间。

除共王刘康之外,后成为哀帝的刘欣,在定陶王大位的时间长达14年,是第二定陶国最长的一位诸侯王,且一直为成帝所喜爱,“贤定陶王,数称其材”,并最终入嗣大统,成为汉之天子。因此按预修寿陵制度,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刘欣其实更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自己修一座庞大规格的寿陵——现墓中空无一物的情况,除可能是被盗之外,同样也存在仅为寿陵还并未入葬的可能——在大型墓葬中像这座墓随葬品完全一空的情况过去似乎还极少发现——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其为未用的空陵的可能(其实考虑到预修寿陵情况的存在,每个在定陶做过诸侯王的人,其实都有成为定陶汉墓墓主的可能)。因此,如果不考虑前述“山阳昌邑”砖文的有关情况,那定陶汉墓作为后来为哀帝、当时为定陶王刘欣寿陵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明显要比共王刘康大上不少。

而至于第二定陶国的最后一位定陶王刘景,虽来去匆匆,但在位时间也与前述的刘嚣、刘康等相当,因而定陶汉墓墓主为刘景的可能性,在既然刘康可能为墓主的情况下,那么其自然也同样可能为墓主——虽他与天子的关系明显要较前二人浅了许多。

当然,在定陶汉墓中发现了“被撬开的漆棺”,似表明墓中曾葬过去世的诸侯王,并非是修而未用的空墓。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启用过墓葬的话,那从前述文献梳理看,在定陶地区西汉诸侯王的名单中,可成为定陶汉墓墓主的候选人,已可大为减少。不过,事实上由于诸侯王夫人完全可拥有与诸侯王同等规格甚至规格更大的墓葬,因此在墓中空无一物的情况下,要确定墓主为谁,在我看来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掘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何墓主一定就是作为男性的刘康而不会是女性。

六、会不会是“贵震山东”的丁后之墓?

据《汉书·外戚传》,哀帝之母也就是共王刘康之姬丁氏,在哀帝即位后被奉为太后,其在建平二年去世,当时其子哀帝认为,“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于是“遣大司马票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震山东”。汉之“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因此从“贵震山东”的表述看,丁后的葬礼在当时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其墓葬规格自然不会太小。不过,就在成帝之后不久,丁后之墓遭到了王莽的破坏。

《汉书·外戚传》:载,丁后墓在大规模的破坏中:“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则墓中器物当已不存;将丁后“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后,墓中自然只能是一座较为普通的木棺,也不会有在西汉诸侯王陵中常见的玉衣片——在被盗诸侯王等级墓中,因个体较小且数量众多,玉衣片是一类最易留存下来反映墓主身份的遗物。也就是说,在被王莽破坏后,丁后墓中只有木棺,无玉衣,陪葬器物不存等等的情况,其实与定陶汉墓发掘所见的情况居然高度一致。

《水经》“东过定陶县南”注记载,“济水又东北迳定陶恭王陵南,汉哀帝父也。……今其坟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南门内夹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谓之丁昭仪墓,又谓之长隧陵。盖所毁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坟墓,事与书违,不甚过毁,未必一如史说也”。因此结合《汉书》的记载,王莽对丁后墓的破坏,大体应主要是将墓中的随葬品清除、去掉玉衣、替换木棺,而墓外的陵园设施的破坏应该并不彻底,因此到北朝时还依然保存者“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的陵园和坟冢。

而从定陶汉墓的发现情况看,其封土在现代地面以上有七、八米,地面以下至汉代地面尚有10.5米,总高大体在18.5米左右,其高大的封土正与前述丁后坟冢北朝时依然“巍然尚秀”的情况一致。

因此,如果定陶汉墓的时代确实是发掘者判定的西汉晚期,那墓主为丁后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要比刘康大了很多。而且,需要说明的是,丁后去世时是以帝太后的身份埋葬,而其丈夫共王刘康去世后是以普通诸侯王埋葬,因此丁后墓在规格上大于刘康墓也就并不奇怪。

从前引文献看,不仅共王刘康有陵园“恭皇之园”,且一直到北朝时期还保持较好,因此《水经注》讲“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于是,在墓中空无一物的情况下,要确定墓葬时代和墓主为何,那进一步去寻找并确定陵园的结构,试掘并获得陵园的建筑材料,用现在断代认识较为明确的建筑材料来进行墓葬的时代判断,并根据陵园内相关墓葬、建筑的规格、布局等来推定墓主为谁,大体也不失是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6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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