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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朱寨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2013年课题性考古

2019-07-15 17:24

石家河文化早期M200腰坑解剖    

    朱寨遗址各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现概述如下:

  
    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规模仍然很大,遗存遍布城内。发现的遗迹类型有房址、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在遗址东南部城墙内护坡上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叠压内护坡的现象,但在城墙顶部未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城墙外的壕沟在这一时期尚未堆积平。发掘表明,这一时期城墙和壕沟尚未废弃,仍在使用。

项目负责:赵辉参加人员:马明志、秦岭工作时间:2013年8~12月

    汉代遗迹主要是为长方形灰坑,数量众多,排列整齐集中,类似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的形制,但皆未见到人骨、随葬品的痕迹,不具备墓葬的基本要素,而且填土比较纯净,极少出土遗物,其性质有待进一步分析。

    朱寨遗址商代文化时期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大型活动面及灰坑等。房址为半地穴式,由门道、台阶、居住面、贮物浅窖穴等组成。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为仰身直肢,个别有腰坑。商代的大型活动面横跨四个探方,其向北继续延伸。该活动面用炭渣等铺垫,关于其性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出土遗物主要有陶鬲、罐、簋及大口尊等,另出土有銎铜戈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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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时期重要发现是揭露环壕聚落一处,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壕沟、陶窑和墓葬。其中G30规模较大,宽约2.95~3.3米,现深约2.1~2.7米,沟壁较陡,横截面接近“V”字形,可称为壕沟。沟内填土可分为四层,第一、二层包含文化遗物相对较多,为沟废弃后的填埋堆积;第三、第四层基本上不见陶片、烧土等文化遗物,填土纯净,越往下含沙量越大,应为冲积、淤积而成,推测为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堆积。发掘和钻探表明,G30南部已经与滔河相连,现存平面大致呈梯形。G30外围还有一条与其平行且大致同时的小沟G31,宽1—1.5米。仰韶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G30以内,北部基本不见。初步可以确定G30、G31是仰韶时期环壕聚落的界沟。出土遗物主要是小口尖底瓶、钵、窄沿夹砂罐、釜形鼎等,根据其器物形态,初步判定为仰韶文化中期。

(《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13日8版)

  
    一次性筑成城垣,工程量极大,非一般聚落所能完成,而且城内有大型房址、祭祀区等大型遗迹,这些都反映出仰韶时代晚期这里应是一处拥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社会动员力的区域性中心聚落。长江中游目前已发现有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院、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公安鸡鸣城、应城陶家湖、湖南澧县鸡叫城、澧县城头山等十多座史前城壕聚落。除城头山在大溪文化阶段即修建有城墙外 ,其余城壕聚落的城墙始建年代多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从长江中游这一大的地域环境来看,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该城址的发掘和研究对于认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相关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城址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汇地带,该城址的发现、发掘和相关问题研究,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其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亦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梁法伟)

2013年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对陕西省岐山县双庵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清理灰坑351个(含窖穴和各种坑状堆积)、墓葬19座、瓮棺2个、房址4个、陶窑12个、灰沟12个。包括仰韶晚期、客省庄二期、商代和战国等不同阶段的遗存。仰韶晚期遗迹种类主要为小口袋状平底灰坑(窖穴废弃后的堆积)、体量较大的圆形平底坑状堆积和一组残存陶窑。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典型的盆、罐、尖底瓶等,纹饰包括线纹、横向绳纹和有本地特色的“压印暗纹”。客省庄二期遗迹主要种类包括:大量不同的坑状堆积、若干灰沟、零星房址和陶窑。该阶段遗存本来是本次发掘预设的主要研究内容,但通过调查发掘了解到,双庵遗址这一阶段的文化堆积并不理想,从整个遗址大范围看,遗存较分散不连续、遗迹不够丰富;在1千余平米的南发掘区内,虽有一定数量属于这一阶段的堆积单位,但种类单一、房址分布无规律,又被晚期破坏严重,尚看不到较为明显的与聚落布局相关的线索。商代的文化堆积比较丰富,主要的遗迹类型包括灰沟、灰坑和墓葬。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是两座有二层台的商代墓葬。编号M8和M16的两座墓,层位关系类似,东西向相邻,间隔4米。墓葬结构均为有熟土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二层台上有殉人,有棺无椁,棺下有腰坑、头坑等。根据墓葬特点和随葬器物分析,为典型的商人墓葬。其中,M8出土玉璋和铜戈及一组破碎青铜器。考虑到商代京当类型之前尚无明确墓葬出土铜器,下一步,将在双庵继续开展商代考古研究。战国及汉时期的晚期堆积均比较厚。遗迹种类包括不规则的坑状堆积、零星瓮棺和零星墓葬。本年度工作在完成既定的田野发掘目标之外,在发掘中对田野考古理念、方法和技术也做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实践:首次在国内实现了田野考古网络数据库管理;进一步对田野考古新规程进行了实践和补充;本次发掘重视多学科应用在田野中的直接体现。总之,本次发掘基本达到了预定的学术目的,解决了双庵遗址自七十年代末发掘后遗留下的空白和疑问。对将来在周原地区进行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前景做了初步的预研究工作,为周原地区商时期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线索。

 

    仰韶文化时期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个别随葬有石纺轮。瓮棺发现较多,有的用陶罐、陶鼎、陶钵、大口尖底瓶等为葬具,有的采用复合葬具,即将大口尖底瓶与陶钵扣合后横放,其内多发现有幼儿骨骼。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等,多为袋状坑、加工规整,用于贮存。灰沟发现一条,宽2.2~3.5米、深0.95米,其上层堆积的底部清理出野猪骨架一具。

    另一段城墙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边缘,呈东北---西南走向,和遗址东北部城墙大体垂直。长约165米,底宽20—31米,现存最高处高约1.6米。其建筑方法与结构和遗址东北部城墙一致。内护坡根据土色可分为8层,在第1层和第2层、第3层和第4层、第5层和第6层之间均发现有青灰色土层,厚6—10厘米,含有红烧土粒、炭灰等,此种土层应是经过人类较长时期活动而形成,且在第2层青灰色土下压有陶窑、瓮棺葬等遗迹。内护坡这3层青灰色土层及下压遗迹的存在,说明这段城墙的内护坡至少经过了四次加筑。城墙外护坡根据土色可分7层。城墙外侧有壕沟,宽17—20米,深约5.6米。紧挨城墙的壕沟当为人工挖成,遗址南部东西向壕沟应是借助自然冲沟加以整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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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朱寨遗址仰韶文化时期遗存的发掘,为研究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社会形态、文化面貌等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二、初步认识及学术意义   

  
    王湾三期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时代早期遗迹种类单一,共发现土坑竖穴墓葬28座,多数集中分布于T1506、T1507、T1606、T1607、T1608、T1706和T1707几个探方中,布局比较密集,排列相对整齐,但头向不一。是一处经过完整揭露的该时期墓地。这批墓葬均开口在东周层下,打破王湾三期文化地层。有5座墓出土了陶器和石器,其中M7出土了陶豆、陶觚、陶双耳罐、石斧、石凿的器物组合,豆和觚具有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特征。其它墓葬出土单个壶形器或单耳罐,颇有王湾三期文化遗风。M7出土的觚和豆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近似,可以确认是来自典型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但泥质灰陶双耳罐、单耳罐则显示了与丹江上游陕西地区夏时期遗存的密切关系。而随葬石器的传统,很可能来自江汉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中原、关中南部和江汉平原西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色。   

    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遗迹主要有房址、陶窑、墓葬、瓮棺、灰坑、灰沟及灶坑等。房址有半地穴式与平地起建两种,由门道、居住面、柱洞等组成,F2室壁仍存烧土迹象,应为灶台,F3发现有分间的隔墙,F5的柱洞既深且大,洞壁经过烧烤,底部经过夯打,柱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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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寨遗址地处豫、陕、鄂三省交界,自古是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遗址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内容和呈现的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是研究边缘和交汇地带文化的极好个案。通过连续四年的发掘,初步弄清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建立了遗址的文化序列和编年,基本上确定了仰韶文化中期、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东周时期的聚落分布范围,为完善丹淅地区的文化序列和开展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下寨遗址发现的仰韶时代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墓地,填补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同类遗存的空白。(曹艳鹏、楚小龙)

    仰韶文化时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陶器以灰陶为主,少量红陶;纹饰有素面、附加堆纹、划纹、连珠纹、彩陶等,彩陶以白衣彩陶、红地黑彩居多,花纹图案有圆点纹、弧边三角纹、网纹、篦纹、太阳纹等;器型主要有鼎、罐、钵、盆、豆、大口尖底瓶、纺轮、环及球等。石器有铲、斧、刀、凿、镰、纺轮及磨棒等。骨器有簪、匕等。蚌器主要为镰。

    勘探和发掘表明,该聚落遗址仰韶时代晚期的地貌和现今地貌差别较大,有一条古河道穿遗址南部而过,在遗址东面折向西北,两端均与现在的闹峪河河床相连,根据测量,古河道西南端河底卵石层与现今闹峪河河漫滩卵石层高程基本一致。古河道宽70--150米,河床与聚落生活面的高差为2—4米。为了解古河道情况,我们在遗址南部开探沟1条(TG3),发现仰韶时代晚期人们向河边倾倒垃圾而形成的倾斜地层,这就说明,仰韶时代晚期以前,这条古河道就已存在。古河道直至汉代以后才被逐渐堆积平。

 

    朱寨遗址发掘的西周时期文化遗迹主要为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仰身直肢葬,墓主头向均朝西,罕见有随葬品。但鉴定人骨架时,在墓主口中发现数枚海贝。

  
    城墙依遗址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建,共修筑两段,均位于现地表以下。一段位于遗址东北部边缘,沿古河道修建,呈东南---西北走向。东南端起于古河道转弯处,西北端止于遗址西北部。长约166.6米,底宽14—28米,现存最高处高约2.1米,东南端宽,西北端窄。方向135度。从TG1剖面来看,其建筑结构为:剖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中间为宽约4.4米的主体,主体内外两侧为护坡。主体共分6层,每层厚度为0.15---0.3米不等,结构致密,应经过夯打,但没有发现明显的夯窝。内护坡根据土色共分11大层,每大层内又可分出若干小层,小层厚约6厘米。外护坡根据土色共分8大层,其中最外三层含沙量较大,且含有较多的螺壳碎末,应是后来对城墙外侧的加固和修补。主体及护坡建筑用土主要取自当地三种颜色的原生土,外护坡最外三层用土可能取自当时城墙外的於土。TG2剖面情况和TG1基本相同。城墙外有壕沟,壕沟紧挨城墙,和城墙走向一致,东南段和古河道有交叉现象,西北段逐渐偏离河道。宽约14米,比古河道深1米。和城墙底部的高差2-2.4米。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朱寨遗址战国文化时期遗迹主要为墓葬、灰坑,另发现道路一条。战国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另有一定比例的屈肢葬,葬具多为一棺一椁,大都随葬陶器,或陶罐,或为陶罐、釜组合,或为陶鼎、豆、壶、盘、匜组合,陶鼎、豆、壶多带盖,个别战国墓葬随葬有铜带钩、玉璜、玉环及料珠。战国道路宽约3.5米,清理长度为14.5米,发现车辙四道,分为两组。
    朱寨遗址发掘的汉代文化时期遗迹较少,有灰坑、陶窑等。陶窑有工作间、火膛、窑室及烟道组成,火膛较深。出土遗物多为板瓦、筒瓦等。

 

 

    从发掘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窑等遗迹看,不同于以往郑州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同类遗迹。发掘清理的三座陶窑,两座小型陶窑火膛为平地下挖,中部火道与窑室底部的火道相通,窑室的底部稍高于火道。一座大型陶窑火膛与小型陶窑相同,两条火道与窑室相通。从形制看,朱寨遗址的陶窑与其他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窑有明显不同,是郑州地区发现较早的比较完整的陶窑,为郑州地区陶窑形制的演变研究为提供了新材料。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贾连敏  

2012年度发掘石家河墓葬局部

 

 
    龙山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黄楝树村西。遗址现今地貌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部依低矮的山丘,西侧有闹峪河自南向北缓缓注入丹江。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2008—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13600平方米。

    东周时期遗存基本遍布整个遗址。遗迹有灰坑、灰沟、水井、小型土坑竖穴墓和被破坏严重的陶窑。出土遗物主要为鬲、盂、罐、豆、盆等陶器,属于楚文化性质遗存。 

 

  
    这一阶段的文化遗物和前一阶段相比,陶器的质地和纹饰变化不大,而陶器主要类型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鼎和花瓣钮器盖开始大量出现,泥质红陶杯显著减少。这一阶段的陶器种类主要有鼎、瓮、罐、缸、钵、盆、器盖等,另发现有少量陶塑人物,动物形器钮残块。器物形制和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及郧县青龙泉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遗物近似,年代也应相当,有学者将这类遗存称为朱家台文化。

    淅川下寨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下寨村北,地处滔河与丹江交汇处。遗址周围群山环抱,地势较为平坦。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库区建设,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3月至2013年1月对其进行了持续地、大规模地考古勘探和发掘,共揭露面积16000平方米。

    4、朱寨遗址发掘的一座商代墓葬中发现一柄铜戈从墓主的口腔插入,死者的身份有可能是奴隶或战俘,这为商代墓葬的研究提供实物资料。

 

    石家河文化时期遗迹类型主要是灰坑和墓葬。灰坑有圆形、近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出土典型器物有红陶杯、横篮纹罐、横篮纹高领瓮、宽扁足鼎和擂钵等。   

 

    仰韶时代晚期聚落生活面和古河道当时水面高差较小,一旦洪水不期而来,古河道上游来水,加之对面山洪,极易对聚落构成威胁。抵御洪水可能是龙山岗遗址仰韶时代晚期临河修建城墙的直接原因。在遗址东南部,挖断山梁,修建城墙,不仅可以利用壕沟疏浚山洪,也切断了由东南山丘进入聚落的通道,这样就利用古河道、壕沟、城墙,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线。不仅防御了洪水,也起到了防御别的聚落居民或外族入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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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从以往的调查和发掘情况看,郑州西部的西周文化遗址分布较多,朱寨遗址的发掘为郑州地区西周时期遗址和封国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刘彦锋 鲍颖建)

 

  
    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现存面积约6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0.8~2米,发现有明清、汉唐、东周、西周、二里头时代早期、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和仰韶文化等时期遗存。其中以史前和东周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发现各时期灰坑、灰(壕)沟、水井、陶窑、墓葬、瓮棺等各类遗迹共计2800多个。出土银、铜、铁、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质地小件1600余件,采集各种分析测试样本近2000余个(袋)。

    1、从河南省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看,其以嵩山为中心;在郑州主要分布于南部。朱寨遗址新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存,不仅为裴李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对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分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认识郑州西区裴李岗文化遗存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陶器中,斜腹杯、高圈足杯、双腹碗、豆等具有典型屈家岭文化风格,鼎、瓮、器盖等器类则和仰韶时代晚期同类器近似,具有明显的承袭性。

    王湾三期文化时期遗迹主要为灰坑和瓮棺葬,此外还有少量灰沟和陶窑。瓮棺葬共发现45座,除W1、W2相距较远外,其余42座瓮棺葬布局密集,均处于同一层面上,可视为一个“界面”。瓮棺葬皆以釜、罐、瓮类陶器为主要葬具,死者均为婴幼儿。此区域当为集中埋葬婴幼儿的墓地。该时期出土陶器主要有侧装扁三角形足鼎、釜、小口高领瓮、大口罐、圈足盘、束腰器座等,纹饰以篮纹为主。另外在灰坑H189内发现了骨头雕琢的近“C”形骨龙2件。较完整的一件长约2.7厘米,头、角分明,首尾相顾,十分罕见。

    在西区清理出大型房址一座、灰沟一条。该房址面积达30余平方米,不仅中间有隔墙,而且柱洞深大,底部经过夯打,柱芯清晰,洞壁经过烧烤处理,显然是一处规格较高的建筑。该房址的北侧还发现一条宽2.2~3.5米的灰沟,可能与生活区的排水相关。由此可见,朱寨仰韶遗址的东区与西区存在着较明显的等级差别。

  
    第二个阶段为城墙建造及其使用时期。这一阶段遗存堆积范围和前一阶段相当,在TG1内发现有这一阶段人们在城墙内护坡活动的地层叠压关系。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宽阔的道路、大型分间式房屋及祭祀区等一批大型遗迹。道路位于遗址中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端叠压城墙内护坡,路两侧有路边沟,同时期遗存分布于道路两侧,和道路鲜有打破关系。长约230米,宽8-13米,可分10层,每层用沙和细小鹅卵石铺成,局部铺垫有红烧土碎块。大型分间式房屋共发现三座,为F4、F10、F16,均位于遗址现存范围的中西部,每座房屋的建筑面积均在100平方米以上,其中F16共有四间组成,平面布局略呈“田”字形,建筑面积达200余平方米(以基槽围成的空间计算)。祭祀区位于遗址现存范围的西部,面积约600平方米。共发现埋藏猪下颌骨的坑7个。每个坑内埋葬的猪下颌骨数量不等,有的还有用火烤过的痕迹。另外,在遗址东南部城墙的内护坡上发现有属于这一时期的陶窑3座,均为横穴窑。Y2保存相对较好,由火膛、窑室等几部分组成。窑室周围的活动面上残留有大量仰韶时代晚期陶器碎片。

 

    朱寨遗址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沟赵乡朱寨村东约500米处,东距须水河约500米,南距郑州轻工业学院约1000米。郑州市高新区建设环保局拟建设须水河生态水系项目工程(即朱寨遗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5000平方米。截止目前,朱寨遗址共发掘各类遗迹325处:灰坑225个、墓葬63座、瓮棺25座、房址4座、陶窑5座、灰沟1条、灶1座、道路1条。发现有仰韶、商代、西周、战国、汉代、唐宋等多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以仰韶文化时期遗存最为完整丰富,新发现有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存。

  
    遗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范围约14万平方米。遗址堆积丰富,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包含仰韶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时期遗存,另有少量西周、汉代、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遗存。发现有仰韶时代晚期的城墙、壕沟、河道及房址75座、祭祀遗存7个、陶窑3座、灰坑84个、沟5条、瓮棺葬6个;屈家岭文化房址36座、灰坑202个、沟5条、墓葬6座、瓮棺葬11个;石家河文化房址1座、灰坑102个、沟5条、瓮棺葬4个;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灰坑187个、瓮棺葬5个;西周时期灰坑4个、沟1条、墓葬12座;汉代灰坑10个、沟3条、墓葬31座;宋元灰坑14个、沟2条、墓葬9座;明清灰坑1个、沟2条、墓葬16座。其中,仰韶时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

    西周时期遗存较少,发现灰坑21个。形状有近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出土遗物主要是形态各异的鬲,另有豆、盂、罐、瓮等残片,时代在西周晚期。其中H380内出土完整的雄性黑熊骨架1具,比较罕见。

 

     一、主要考古发现   

    东晋至隋唐时期遗存主要是砖室墓30余座,随葬品有青瓷盘口壶、假圈足瓷碗、陶罐、铜镜、银发钗、铜钱等,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朱寨仰韶遗址坐落在须水河主道与支流交汇处的高台地之上,从勘探和发掘的情况看,分为东西两部分。

  
    仰韶时代晚期堆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城墙建造以前,在两段城墙下均压有这一阶段的遗存。这一阶段遗存堆积范围较广,遗迹类型丰富,这里应已经成为拥有相当人口规模的聚落。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沟、瓮棺葬等。F93是这一时期保存最好的一座长方形双间房址。该房址叠压在遗址东北部城墙内护坡之下,长10.6米,宽6.8米。残存的外墙厚0.45米,残存最高处高约0.37米。共分南北两间,每间火塘四周均发现有生活用陶器,种类有缸、盆、夹砂小陶罐、大口罐、泥质红陶杯、纺轮等。

    遗址最为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仰韶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墓地一处,发掘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117座。按墓主头向的不同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大致朝南,共58座,时代为仰韶时代晚期。其中M72和M106各随葬陶器1件,其余墓葬出土玉钺、石钺共22件。钺的形制与灵宝西坡墓地同类器非常接近,含山凌家滩文化也有部分此类形制的钺。经科学检测,大部分钺都是蛇纹石。第二类大致朝西,共43座,其中28座墓葬随葬有陶器,陶器多放置于腰坑之中,且成组出现,组合为长颈小壶或圈足簋上放置一钵,钵底部有穿孔。M86、M89和M198除腰坑随葬陶器外,人骨附近还随葬有红陶杯各1件。从随葬品分析,其年代大致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或略早。第三类大致朝北,共13座,7座有随葬品,其中有4座存在腰坑陶器和钺共存的现象。时代也应该为石家河文化时期,但是比第二类单出陶器的墓葬要略晚。其中M207长2.6米,宽1.5米,发现有葬具木棺的朽痕。棺内仰身直肢人骨1具,人骨左侧随葬玉钺、小石凿、玉环和小陶罐各1件。棺外东、西两侧放置罐瓮类陶器6件,泥器3件。此外,墓主盆骨下腰坑中也发现放置有陶器。这是目前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石家河文化墓葬。M207已经整体搬迁至室内,将进一步开展实验室清理和加固保护。第四类大致朝东,仅3座,未见随葬品。从层位关系分析应为仰韶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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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时代晚期道路L1

朱寨遗址仰韶文化时期Y1

  
    这一阶段的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等。陶器以泥质红陶(橙黄陶)和夹砂(蚌)灰褐陶为主;以素面陶器为主,其它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按窝纹等;器类主要有瓮、罐、缸、钵、盆、杯等,另有少量鼎和器盖。石器主要有斧、镞等。

   

   
    石家河文化时期,虽然堆积范围仍然较广,但发现的遗存数量和前两个时期相比,明显减少。发现的遗迹类型主要有房址、灰坑、沟、瓮棺葬等。在探方T4463内,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灰坑H541打破城墙主体;遗址东南部城墙外的壕沟和遗址南部的壕沟至这一时期已经基本被堆积平。这或许说明,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墙及壕沟的防御功能已经不复存在。

朱寨遗址商代文化时期铜戈(M63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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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东南部城墙内护坡剖面(T2440南壁)

    东区发现的房址集中分布于北部,其周围散落着众多的袋状窖藏坑,初步分析该区域应为仰韶先民的居住生活区;紧邻居住区的南部发现有大片的瓮棺葬群及墓葬,推测其当为居民的墓葬区;在墓葬区的南部清理出两座小型陶窑,而在居住区的西部又发现一座较大型陶窑,这不仅说明朱寨遗址东区是仰韶先民的生产区,而且显示出生产部门内部可能已出现具体分工的迹象。生产区域内出土的坩埚内的炼渣残片,更是表明先民们可能在生产实践中认识甚至初步掌握了浇铸工艺。

    仰韶文化时期陶窑由火膛、火道与窑室组成,火膛较深、窑室较高,两条火道分别从火膛左右通至窑室并环绕其一周,Y2还发现有工作间。Y1为一座带有双火膛的陶窑,一条位于窑室西侧,另一条则位于窑室的东北部。Y4保存较完整,火膛尤其完好。仰韶文化时期的灰坑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圆形袋状坑加工规整,用于贮存。

    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存主要为灰坑,其形状有椭圆形、圆形两种。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及兽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居多,其次为泥质红陶,少量的夹砂陶中掺有蚌末;纹饰以素面为主,少量的篦纹、压印纹、划纹等;器型有三足钵、小口双耳壶、鼎、深腹罐等。石器器型有磨棒等。

    3、朱寨遗址仰韶文化时期遗存,具有较完整的功能区划,充分体现出私有制产生后的贫富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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