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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卓事件始末金沙网投官方网站:,黄帅死了

2019-09-30 23:45

给黄帅写信

黄帅,57岁死了。

第一章:童年一

1973年严冬,内蒙古乌梁素海边的荒草枯木笼罩在肃杀的寒气中。内蒙古建设兵团十九团团中心学校的老师们,聊起当前教学状况,心情郁闷,神色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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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文革九

夏季时候,工农兵上大学的风潮中冒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紧接着北京又杀出了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几篇搅乱教学秩序、对抗老师的日记见诸首都的重要报刊。在其带动下,大量的反潮流英雄小将横空出世,把教育界搅得狼烟四起。

现在的人,基本不知道黄帅是谁。但50岁的人,都对此名字如雷贯耳。其闻名度,不低于英格丽宝曼、刘少奇,比赖宁、刘胡兰强,接近雷锋。

本章:文革十

团中心学校虽处地偏境,可北京的一响一动在这里皆有回应。学黄帅的孩子们向所谓师道尊严猛烈开火,学校被折腾得满目疮痍。这里的老师们都是响应号召敲着锣鼓来边疆搞建设的知青,这会儿成了受攻击的标靶,令他们心气难平,于是,私下里酝酿集体辞职!

1970年代,13岁的那一年,她写了篇日记,对老师提出批评。在经历了两个月的被批判和孤立之后,她给《北京日报》写信,倾诉自己的委屈和不平。

我到场里又回到酒厂的沙坝葡萄园。这时,场里的政治气氛仍是很浓。“九,一三”林彪死后,中央在全国清除林彪的残渣余孽。我很疑惑,难道我们单位里也有林彪死党?

读书的是资产阶级小绵羊,造反的是无产阶级排头兵,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团政治处的学习会上,我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有人默不作声,有人出语附和。会下,我的直接领导,现役军人、宣传股长崔钦也袒露自己的一肚子不满,主任老玄也对黄帅现象颇有微辞。

马上,被大人物看上了,她被包装成“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被提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黄帅成为反潮流人物的代名词,她被安排到许多地方演讲,被给予很高的政治荣誉。甚至有无法确认的传言说,她被内定为团中央书记人选。

早在苏联的赫鲁晓夫时期,毛泽东就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因此他对选择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在中共“九大”,毛泽东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还白纸黑字写进了“九大”的党章。林彪逃跑摔死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74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晚间,我和平日意气相通的宣传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议论黄帅,言语中情绪都有些激动,表示不能听任她胡作非为,要对她来一番规劝,让她悬崖勒马。王文尧分析说,黄帅事件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她小小年纪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定跟当前政治需要有关。恩亚立说,不管她身后有什么背景,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总是可以的吧。我说,这孩子太骄狂太无知,很有必要对她进行进行教育。当然我们没有奢望能对小学生教育出什么结果,也没有料到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三人决定从每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成名王亚卓,由我执笔给小学生写一封信。

(以上部分引自孙立平文章,可孙却要做乡愿,要为冻僵的毒蛇化妆。不愿做未来的清道夫)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华国锋、吴德列席政治局会议”。“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党籍”。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

午夜时分,我伏案疾书,一气呵成。信件摘要如下:

就是这样的时代红人,全国中小学生,全部要学习她。

在197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黄帅的要点,就是破除师道尊严,就是要把老师职业,名誉搞臭,吓破胆子,让老师,成为臭狗屎这样的职业。

于是,种过田的、当过兵的、做过工人的、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的副主席,成了林彪以后新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头上包着毛巾的大寨农民代表陈永贵也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世事真是难料啊。

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很佩服,对你信和日记中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迫人太甚!

是为了贯彻法家商鞅的指导思想,彻底的愚民病民弱民。

1973年还出过一件有趣的事:北京出了个“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黄帅。

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不是说你给老师提了意见,就把老师当敌人了,而是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老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满腔热忱的帮助他,还是以抵触的情绪批评人家,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老师有不对之处学生提出来,不应该强调提意见的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黄帅她当然是被当成了一杆枪、匕首的刀锋,成为了全国批判老师职业的工具。可怜,历经各种打压的、吓破胆子的老师群体,又被重重羞辱了一番,吓得不轻。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班主任让全班学生都要写日记,要求写出自己的心里话。黄帅写道:今天某某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再看老师的作法,决不认为是因为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而会看到自己的语言中欠诚意,老师思想革命化程度不高,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是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假若对你身上存在的不足,别人不是找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子,瞪眼睛之类的词句对待你,你将会怎样想呢?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又为自己的被压制作了些抵抗,这怎么能联得上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一谈呢?

当然不久,毛主席去世,毛妻江青被捕,黄帅也被扫到历史垃圾堆里。据说其父双开加判刑。

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你提的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的二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进行批判,不要跟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

世界很少有地方,象这样发起运动,全社会羞辱老师这个职业。除了柬埔寨红色高棉,戴眼镜的都要处死,老师要整体消灭。当然,其领袖波尔布特,是毛公开的好学生。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曲,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班主任的矛盾。她写道:“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二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做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老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才是对他们的最大关心、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光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老师还能多说话,多负责么?

今日回想,这个世界,就真的有人幻想,通过消灭和改造老师,制造一代新人。其癫狂,比希特勒的狂妄,还要激进。希特勒不过是教育德国人本民族第一,而毛妻江青,却希望教出一代愚民,白卷上大学,挑战人类的常识。

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能解决她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好安心地学习。

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情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这方面,我不多说,请你拿出自己写的东西,三思!

有人说,黄帅只是个孩子,被人利用了。什么人才会被人利用?给《北京日报》写信,批判老师,是被人利用,还是主动去让人利用?或者叫卖身?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撗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正好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立即回复:“这不是你和老师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

退一万步,即使人家要利用你,你也可以不配合。一个人,要对自己做过事,负责任。中国历史,其实是比较缺乏现世报的,但黄帅(家庭)不幸赌错。现世报马上降临,她的老板垮台了。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全国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战线上的事懂得少,分析能力又差,只是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写到哪,语无伦次,字又潦草,观点必定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以后有空,我还想再给你写信。即此

正如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举报自己的父母,让他们仓皇而逃,摔死于蒙古荒原。这都是家教,都是做父母的,被猪油蒙了心。

到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在王洪文处抄出了组阁名单,黄帅拟任团中央书记。有人叫她是“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他回家,后来又遭逮捕,投入监狱。同时,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黄帅的妈妈精神不支,经常昏倒在地,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祝工作好、学习好。

黄帅之事,为天下父母戒。做好家教,不要出孽种。祸害自家不算,还象妖魔鬼怪,祸害社会。

1979年,黄帅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未取。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如果黄帅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很了不起”。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黄帅咎由自取。黄帅的父母,咎由自取。今天,趁她刚死,需要指出不久前,中国出过这样的毒蛇家庭。我们只有清理过去,才能为未来清道,使中国未来的孩子,不至于如此疯狂,使做父母的警醒。也为乱臣贼子惧,让政治投机分子,小心自己踏出的脚。

1979年9月,黄帅才顺利地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校门。

王亚卓

作者兼任中国教育家协會(香港)办学秘书长

但是,黄帅对父亲的问题仍压在心头,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父亲的案子奔走。1981年1月,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总书记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央纪委负责查办。黄帅的父亲才得到了平反。

七四年、元月、十四日

1973年春节前我请探亲假回家,在火车、轮船上,甚至在马路上都可以听到一些议论和小道消息。主要是对林彪、王洪文、邓小平的议论。尤其对林彪的死因有多种说法,认为三叉戟飞机的性能那么好,哪能那么容易会摔下来,而且是堕落在中蒙边界,最多的说法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说毛主席知道林彪要对他进行暗杀,林彪多次在毛主席南下巡视专车的铁路线上进行伏击,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几次要对毛主席下杀手,都没有成功。毛主席一路和林彪周旋,一会儿到武汉,一会儿又转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深居简出。在杭州到上海,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文辞无修无饰,字迹龙飞凤舞,写好后立即寄出,也没留底稿。王亚卓案平反后才从黄帅那里再见此信,誊抄下来。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封信会酿成一桩历史事件,否则一定会把这封信留个底稿,做个历史见证。总之,一颗定时炸弹就这样在北国隆冬之夜制造出来。

所以毛主席为了报王洪文救命之恩才调王洪文到中央,代替林彪做他新的接班人。但是王洪文却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央后只知道吃喝玩乐,他喜欢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就要人把大闸蟹空运到北京供他享用。王洪文在上海是不得人心的,他结交的一些小兄弟把持着上海的民兵组织,还拥有各种重型武器,和正规军相差不多,所以人们在背后对他的议论并不好听。

人民日报社来电话

人们又议论说邓小平的复出好像有点希望,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再提打倒邓小平了,在中国共产党“十大”会议上是毛主席意思邓小平才能选上了中央委员。据说是毛主席的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棉里藏针,柔中有钢”,还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材”。而邓小平对王洪文是颇有贬词,只不过一跳梁小丑罢了。

1974年春节时,王文尧、恩亚立分别回天津、北京家中过年去了,王亚卓中只有我留守边疆。这期间,我收到北京黄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另外还有传说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演李玉和的演员钱浩梁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庒则东同毛泽东夫人江青关系暧昧等等。以及江青解放前原为上海摊上的一个二流艺人,曾和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有些关系,因为怕赵丹暴露了她以前不为人知的事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赵丹关了起来。

细细读来,对这孩子的印象有所改变。她的言辞比较诚恳,说读了我的信同样想了很多很多,从中受到很大教益。说自己年纪还小,许多方面还很幼稚,行为可能有不当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作进一步的思考,并表示愿意得到我更多的指点和帮助,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封信后来被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收去,不知下落。

在八一垦殖场因为地处边远,消息闭塞。所以凡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回到场里的,尤其是在那敏感的年代,朋友间都会聚在一起探问一些外面的形势及奇闻趣事。我也一样,一从上海回到场里,朋友、同事都聚到我这里了,要我讲讲外面的事情。也是奇怪,我从不信鬼神,那天晚上七八点钟,有四五个同事在我宿舍里闲聊时,突然有一只猫头鹰飞进了我的房间,大家立刻把门窗关起来不让它飞走,几个人七手八脚,东扑西抓的终于把猫头鹰抓住了。我还觉着很好玩。可是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猫头鹰进屋是不祥之兆。我想不会真的就遇到倒霉事吧?可是还真是灵验,没过几天这倒霉事还真的降临了。

我一直不清楚这信是其被人教唆想进一步引蛇出洞,还是自己真实意图的表露。她说希望再得到我的来信,我想等王、恩二人回来商量后再复信给她,就未动笔。黄帅来信的事我没有张扬,只对崔钦股长讲了,他挺高兴,说看来这个小学生还不是铁板一块。

没几天,场里就来了一个运动:“查政治谣言”。查来查去就查到了我的头上,武装部的邱干事找我谈话,说是我从上海带来了政治谣言,是调查的对象。接着陂头派出所姓钟的所长把我叫到派出所,要我讲出这些“政治谣言”是从哪里得到的。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路上听来的王洪文、江青那些事,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全国人民都在传。他们逼我说出“政治谣言”的源头,要追查制造“政治谣言”的人。我说你们到上海去,在火车上、轮船上、大马路上都可以听到这些事,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你们抓我去哪我也是这样讲。就这样软禁了我三天,还好这阵风刮的时间不长就偃旗息鼓了,我也因此被解放了。

2月6日一大早,政治处秘书李尚顺告诉我说,凌晨两点时,人民日报社有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问十九团政治处有没有个叫王亚卓的。李秘书脑筋灵活,虽然不知道我们给黄帅写信的事,但判断出王亚卓一定是我们三人的联名。李秘书以为我们有什么大作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兴冲冲按照来电要求把我们的年龄、性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工作性质详细作了汇报,并迫不及待向我传达,连说恭喜好运。

可一波刚刚平息,一波又被掀起。突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上访团”,有个人的,也有几个人成团的。我想这几年的运动搞下来,积累的“冤假错案”实在是太多了。

听了李秘书的话,我心里七上八下。我们没给《人民日报》投过稿,王亚卓仨字也只在给黄帅的信上用过,报社是不是要发表我们给小学生的信?果真如此,说明我们的意见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全国教育革命的方向将要作重新调整。事情会这么简单吗?我猜不透,想不明,但绝没料到谜底会是那样的凶险。

江西省垦殖系统的几个单位相互联系也要成立了一个垦殖系统“上访团”。目的是为了解决整个农垦系统职工的劳资福利问题。因为就拿我们场里来说,上海知青、赣州知青、南昌知青和萍乡知青,人数要占到全场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作为农工,1958年来场里的上海知青月工资都在二十五元以下,后来的赣州、南昌、萍乡的知青工资更少,只有十六元至十八元,而且听说还不算是国家职工。所以大多来场青年群情激动,无比愤慨。八一垦殖场挂着国营的牌子,这部份人竟然都不是国家的职工?那天晚上在篮球场上聚集了好几百人,要求立即组织“上访团”到省里上访,要求增加工资,承认国家职工,享受国家职工待遇。

小学生回复公开信

场里的副书记于景海急忙赶来安抚大家,让大家千万不要闹事,要大家放心,场领导一定会解决处理好这件事。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好先生,讲出的话从来都不作数,所以拫本就没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我虽然是六五年作为国家技术人员分配到八一垦殖场的,按照国家规定一年后就应该转正,可是快十年了也没动静,虽然我工资比这些知青高些,但心里也有很多不平。

2月11日清晨,我忽然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也发表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说,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第二天,场党委领导在无奈之下作出决定,同意由场里组织“上访团”赴省上访,由崔源泉场长领队,因为他的爱人也是上海知青,其他人员由下面推荐,有郑荣富、谢佳箐、汪祖华和我一共五个人组成。当时,我向总场党委书记温美兰表示,对于这样的上访我不愿去,希望能考虑让别的同志去。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洗礼,我总结了教训: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是万万不能参与的。

我默立在刺骨的冷风中,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场党委书记温美兰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和我作了一次“交心”的谈话,他首先夸我做事很稳重,文化素质较高,人也机灵,群众关系、上下关系都不错。然后谈起他自己来八一垦殖场事情。他说;“在全南县因为没有背景,一直也是被人排剂的。整个全南县县委没有人愿意到八一垦殖场来,都说八一垦殖场的事不好搞,很多干部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资格老、关系复杂。但是上面的命令,我也没有退路,只好来。我也知道八一垦殖场以前的党委书记级别都是很高。刚来场里我感觉到从上到下都看不起我,工作很难开展。尤其是现在场里形势很乱,人心不稳。这次“上访团”出去我很担心出问题,这几个人里我对你比较放心,还是希望你能去。小吴,我只相信你”。

黄帅的公开信说:

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党委已经决定由崔源泉场长带队,温书记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才放心。肯定他们之间有矛盾。所以我还是很直接的对温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敎训,这样的运动我真的不想参与。温书记又再三的劝导我,说他是绝对的相信我,並说;“去吧,这是党委的决定,不是群众组织,你先把这次的工作做好,以后你的组织问题我来帮你解决”。文化大革命前我多次申请加入共青团都遥遥无期,至于入党那是平素夙愿,因此我再也不好推辞了。

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上访团”到了南昌,已经有好几个垦殖场的“上访团”聚集在江西省农垦厅招待所,人多嘴杂,乱七八糟,乱哄哄的。加上农垦厅招待所地处南昌长途汽车站的对面,治安情况很糟糕,每天都有人被偷了东西。经过和其他几个垦殖场“上访团”的交谈,各有各的上访目的。最后和东固山垦殖场的“上访团”结成对。约好第二天到省厅会见农垦厅党委书记张广鼎。

因为我在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情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拣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要我们这群毛孩子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在农垦厅的小会议室张书记接见了我们,大家各自把场里情况作了汇报,並把职工们的诉求作了说明。书记听完汇报没有明确回复。只是说,这些问题早就考虑过,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全被搁置下来了,垦殖场是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今后上面肯定会有安排的,希望能够理解,到下面做好工作,请大家不要着急。还让他的秘书把大家提交的问题作了记录,並让他具体按排让“上访团”针对性的对全省的垦殖场做一个调查,把所有问题都反馈上来。以便今后逐步的来解决。

在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讥笑、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看样子上面也是在拖,所谓的今后,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呢。不过这样也好,垦殖场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既然农垦厅要“上访团”对垦殖场存在问题进行调查,也好看看其他场的情况如何。经讨论以每二人为一组,分成五个调查组到上饶地区、景德镇、鄱阳湖、九江、修水等地的几个垦殖场去看一看。我就和东固山垦殖场的一个姓杨的为一组,目的地是鄱阳湖地区。大家分批出发。

公开信更凶狠的言辞还在后头,听到这里已令人毛骨悚然。太突然了!前几天小学生不是来信说我们的信对她很有教益,希望我们继续对她进行帮助么?怎么顷刻间就变幻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目,要置我们于死地呢?

我和小杨从南昌坐火车到了九江,找到九江市林垦局出示了介绍信並说明了目的。局里的同志相当热情,说你们既然到了九江就一定要到庐山去看一看,庐山管理处下面也有一个垦殖场。我和小杨欣然同意,我们二人都是没有到过庐山,正好到庐山一游。当时正值七、八月份,九江天气炎热,穿着一件t恤都汗流浃背,九江的同志告诉我们尽量多带些衣服,庐山上面和山下温度要相差十来度。我们还不以为然,心想再怎么低还有二十几度不会冷的。九江林垦局还特地派了一辆北京吉普车送我们上庐山。

王文尧、恩亚立两战友此刻是否听到了这套广播?他们会作何反应?兵团的首长战友们会作何反应?明明白白点了十九团的名,我们卷入漩涡了!

在庐山管理处,他们还以为我们是省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一位负责人拿来茶叶为我们泡茶,只见他在每个茶杯里放上四、五片茶叶,我想这位同志未必太小家子气了。但是当茶杯放在我的前面冲进开水时,从杯子里看,几片茶叶慢慢下沉,色泽翠绿,端起茶杯已觉阵阵幽兰清香扑面而来,品一口味浓醇鲜爽。我连说;“好茶,好茶”。这个同志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庐山云雾茶,其实正真的庐山云雾茶並不多,好茶都生长在常年的云雾之中,庐山正真的好茶每年也只有二、三十斤。要送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各二斤,还要给外交部和接待外宾用,留下来就不多了。今天只能让二位嚐一嚐”。

黄帅这封公开信写于1月26日,她亲笔写给我们的那封回信日期是1月19日,差7天时间。也就是说,我接到她的亲笔信时,她已经拟写这封公开信了。

我俩边喝茶边和他闲聊了一会儿。喝完茶,他让另一个同志为我们按排住宿。在离牯岭街不远处有一橦哥特式的小洋房,四面绿树环抱,在远处根本就看不到这座建筑,我们俩就安排在这幢楼里。带我们去的服务员向我们介绍说这幢楼在解放前是专供蒋介石、宋美龄来庐山时的行辕。我们一进门,就是一个会客厅,再向里是放着二张单人床的小间,最里面就是一大间华丽的总统套间。服务员说;“这就是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卧室,外面是警卫员的房间”。介绍完基本情况她就要离开,我们立即把她叫住问,等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回来后到哪里拿钥匙开门?她说;“你们不用锁门,自由进出,如果少了东西请立即告诉我们,二十四小时内保证找到。请你们放心”。我们想,这不是说大话吗?她接着说;“在庐山,上山,下山都只有一条路,这里的保安工作绝对没问题的”。

小学生怎会有如此大的能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不是轻易能发得出来的,来头不小呀!

我俩放好行李,喝了一口茶就急匆匆出去兜风了。沿着山上的马路一直走,不一会儿就感到身上越来越冷,阳光照在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到温暖。我们就加快脚步走,又渐渐地开始跑步走,身上还是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想不到山上山下竟有如此大的温差。这才想起山下九江同志的忠告。怪不得那些大人物夏天都要到庐山来避暑。

宣传股长崔钦找到我:主任叫你去。你们可惹祸了。

离住的地方不远的公路上,可以望见前方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有一个闪着金光的琉璃瓦房顶,一个导游向一群游人介绍说,那是专门为毛主席来庐山而建造的别墅。

崔股长胸襟坦荡、心直口快,我们三人都是他亲自从连队选拔上来的。我父亲反右时受牵连,算是有历史问题。他坚持己见,全力提携。恩亚立的家长政治上也有瑕疵,也是崔用力拉来的。我们都是他的爱将,都想努力作出成绩为他脸上增光,谁料想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我们又匆匆的走到“仙人洞”看了看,可惜“仙人洞”里没仙人,站在洞外一块突出山体的大石上向下眺望,是云的海洋,仿佛站在白雲之颠,正真感受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意。因为冷,在“三宝树”,“庐山会议会堂”,“庐山瀑布”处,只是粗略的游览了一下就再奔向“含鄱口”。站在“含鄱口”的一处山顶上的亭子向远处眺望,在那茫茫云海之下,可以看到泛着银光的鄱阳湖。风光虽好,但抗拒不了阳光下的阴冷,再也没有好心情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主任面色严峻: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呀。这把火烧得可不小哇。我想辩白几句,只觉得口焦舌燥。主任说:兵团政治部和师部都来了电话要对你们的事进行调查,团长、政委作了指示,让你们把问题解释清楚。你把事情经过写一写,要快,写好后交给我,一定要实事求是。

急急的跑步回到住处恢复一下体温。休息了一会儿,服务员来带着我们到餐厅吃晚饭。餐厅如一个大会堂,已经有八、九十人在用餐,都是来庐山开什么研讨会的。吃完饭,到牯岭街上转了转,都是些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无意逗留,就返回了“总统府”。当晚谁来睡“总统床”呢?二人都想嚐一嚐这‘总统’待遇的味道。好了,二人一起来体会吧。软软的席梦思,房间里适宜的温度,豪华的装饰,从未有过的感觉反倒使得二人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好梦不长,第二天我们就下山了。

小学生身后的大人物

我们的目的地是鄱阳湖畔的波阳县,波阳县委见我们是省农垦厅派来调查垦殖场问题的,特别的关照。专门派了一个小车司机,配了一部美式吉普车作为我们的专车。又在县招待所安排了最好的房间为我们使用。

黄帅的公开信搭载着电缆光波迅速在全国传播,激起层层巨浪。十九团的干部战士们炸了窝,一拨一拨的熟朋生客闯进我的小屋,打探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我对北京方面的脉络一无所知,只是不停地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以前所在的六连几位朋友来了,态度鲜明地表示了他们的愤慨:《人民日报》的做法不公平,只发表黄帅的信,为什么不把王亚卓的信也发表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不是光明正大的作风!我的情绪也激荡起来:我要跟她辩出个是非曲直,真理不辩不明!此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一竿子捅了多大个蚂蜂窝。我不知道王亚卓的信寄到小学生手上后没两天就到了教育界、乃至全国政坛炙手可热的迟群的案头,迟群在这封信的边缘恶狠狠批道: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字字锋寒刃冷,句句刀枪出鞘。见到迟群批示,具有非凡政治敏感力的黄帅父亲兴奋异常,捉刀代笔替小学生完成了致王亚卓的一封信,迅即交给了风云得意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鲁为了加重石头的分量,在信前精心安排了一份编者按,呈送于他的顶头上司姚文元,并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波阳县有一个叫‘鸦鹊湖’的县属垦殖场,我们在美式吉普上颠簸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场部所在地,那是在一望无边的水田边上的几间很普通的平房,但大多是关着的。我们终于在一间办公室时见到一个干部样子的人,通过介绍,他说先找个人带我们去看一看。

金沙网投官方网站,文元同志:

来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带着我们边看边介绍。他说这一望无际的水田都是鄱阳湖边的滩涂。每年在枯水季节才能种上一季水稻。垦殖场里正真的员工並不多,种和收都是依靠附近的农民,给一点工钱就行。稻田种下禾苗以后无须管理,到收割时,再找农民收割后,在水田中间割出一片稻田就是打谷场,边上的稻子都运到这里来打,稻子堆起就挑到一里多远的场部的水泥场上去晒。等到全部收割完毕,那‘打谷场’最下面厚厚一层陷在湖泥里的几千斤谷子就浪费掉了,年复一年地就是这样。待到大潮来时水田被淹,就只待来年了。

送上《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和编者按等,请审阅。据内蒙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李尚顺同志介绍,给黄帅写信的王亚卓是三个人,具体姓名和简单情况是:

这里的老者边走边讲的来到长江边上。那里有一条用柴油机发动的小船。老者说带我们去参观这里的一个风景点‘石钟山’。上了船,身在茫茫江中,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江中偶尔有几条江豚在浪花中穿梭、翻腾。小船在长江里乘风破浪,很有一番诗情画意的感觉。

王文尧,男,23岁,党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天津到内蒙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十九团宣传员。

半个多小时后,小船慢慢降低了速度,向江边上的一座不高的石头山靠上去。然后停在了一块巨大的、突出在江面上的大石之下,小船正好可以停在突出的大石之下,老者说这就是‘石钟山’的石钟,你们不访用手拍一下石头看。我和小杨都一手扶在小船上,一手在石钟上拍了几下,似有嗡嗡的回声,只感觉这石头里面好像是空空的,心目中的钟声却是没有听到。

邢卓,男,20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是1969年从河北保定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报道员。

在鸦鹊湖垦殖场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就跟一般的农村差不多,还不如我和小杨的单位。我们想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当天我们就返回到了波阳县城。

恩亚立,男,20多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北京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放映员。

小小的波阳县城,晚上的县委招待所食堂倒是异常热闹,招待所食堂里的十几张大园桌子都是坐得满满的。吃的都是鄱阳湖地区的特色菜;“甲鱼、鲑鱼、银鱼、野鸭、野雁等”。食客当然是上级各有关部门的贵宾或者是关系户。我和小杨也就搭了个‘顺风车’。

致以

在招待所食堂的外面烟雾燎绕,地上点了好几个燃烧着的火堆,一问才知道,那火堆是用烧烟是用来熏蚊子的,他们说;当地人都用甲鱼骨头来熏蚊子,效果最好了。看着地上那几堆用甲鱼骨熏蚊子的火堆,试想这波阳县委招待所食堂每天、每年要吃掉多少甲鱼。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波阳调查已结束,突然想起我在波阳有一个同学在波阳县药材公司工作,我和小杨一起找到了我的同学徐生根。和他谈了来波阳的原因,我们离开学校有十年多了,一直都没有联系,现在正好可以叙叙旧。他立刻让别人去买菜,我说人少别搞多,就吃这里的特色;一条鲑鱼、一个甲鱼就行。中午吃饭时桌子上二个大盆;一个清蒸大甲鱼占满了大菜盆,一条大鲑鱼足有一尺多长,约四、五斤重。那是我从未尝过的美味。三个人品品小酒、聊聊天,吃的津津有味。我真的很羡慕徐生根能分配到这么个好地方、好单位。所有分配在江西省的同学他的单位是最好的。因为他在学校是个团员,平时又不平时又不太多讲话、又老实、又听话。在老师的心里这样的人就是当干部的料。

鲁瑛

想想同一班的同学,我又不比他差,但是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呢?可能也就是“成份论”的原因吧。所以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平,哪有什么理可讲。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第二天,我们就返回九江到了南昌。其它几个组也陆陆续续回到南昌,大家一起进行了汇总,其实全省二百多个垦殖场的情况都大同小异。

姚文元当天作了批示:

不过,在江西省德安县的共青垦殖场是个例外,先看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江西省庐山风景区南麓,鄱阳湖畔,南昌至九江的铁路线中段。从建立之初就得到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帮关怀,后来又得到历届中央最高领导的支持。从垦殖场转变为“共青城”。

拟同意发表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

各组汇总后,即向厅里汇报。当然得到的回复还是想象的一样;很多垦殖场的情况都一样,但肯定会解决的,厅里也会向上面反映。希望大家回去向广大职工多多解释,一定很快就会解决。

姚文元

“上访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无绩而终。大家只能打道回府。

二月七日

下一章:文革十一

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江青

二月九日下午七时

同意。

洪文

张春桥圈阅。

黄帅公开信的背景如此深厚,我还指望与其展开公平、公正、公开的讨论,实在可笑。王亚卓三只螳螂已处于滚滚铁轮之下!

遭批判的日子

兵团和师部组成的工作组由兵团副政委挂帅带队开到了十九团。

王文尧、恩亚立被加急电报召回,他们一下火车便分别被吉普车接走,我们三人被隔离开来,分头审查。我是给黄帅信的执笔者,是重犯,对我的审问尤为频繁。

开始我否认王、恩知道我给黄帅写信,说大家确实议论过打算给黄帅写信,但最后实施他们并不知道。这话并不完全是假,那封信写好后我径直寄出,王、恩的确没有过目,现在把他俩连累上,我于心不忍。可工作组不相信,我也无法与王、恩沟通,他俩也回避不开,全都承认从头到尾裹在其中。

下一步工作组施压,要我们交出后台。后来才明白他们的用意,我们三个知青属于领袖发动的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响应者,不宜作为反面教材,最好能抓个大头,其时上层政治领域有抓军内走资派的意图,如果能在王亚卓身后揪出个军内复辟人物是他们最理想的成果,而团政治处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们三人实在讲不出王亚卓背后有什么幕后操纵者。工作组围绕这个题目日夜攻心,终无所获。接下来是一波接一波对王亚卓的批判浪潮。

我是由六连调到政治处的,工作组安排六连对我搞一场批判。这天午后我被带到会上,三百官兵齐聚操场。指导员作开场白,随后有排长、班长、战士等六名男女批判者上台发言。多数批判者调门虽高,声音却明显绵软无力。台上有人振臂喊口号,台下应者寥寥,有时竟是一片嘘声。群众唧唧喳喳,交头接耳。工作组成员认为会开得很不严肃,几次责令会场安静,不见奏效。

批判会开成这个样子,指导员脸上挂不住。毕竟上级多位首长在场,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态度怎么得了!指导员色正辞严道:对王亚卓事件的认识是否深刻证明着我们每个人世界观改造的程度,今天晚上各班要召开班务会,每个人必须表态发言,各班作好记录,明天上午交到连部。批判会草草收场。

在这之前,我经历了团、师各种规模的批判会八九场,气氛虽然不像六连这样稀松,却也没什么杀气冲天的场面。王亚卓当年都是红卫兵,五六年前皆亲历过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运动,见识过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拳脚相加、干柴烈火的恐怖景象。而1974年的今天,民众对于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整齐划一的思想指挥已经不再一味盲从,坚固的政治堡垒的砖石土木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

十几天后我又收到据说是某保定籍的战友从我的家乡捎回的一包食品,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上书:好自珍重。弟兄们也是迫不得已,切勿当真。落款是六连人民。后来得知,那天上台读批判稿的六连同志都非本愿,六连的这组稿子被人整理后在《兵团战友》报上发表出来,他们心里愈发不是滋味,苦于找不到机会向我解释,因而有了食品袋和袋中的纸条。

经过十几轮批判和数不清的深刻检讨,王亚卓问题有了处理结果: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我留团察看一年,下放连队劳改。我们三人分别发配到离团部百里远的三个地方。

我背着行李来到陌生的四连,出乎意料的是四连没有对我作过一次批判,没有侮辱和歧视,没人拿我当坏分子看。距四连十五里地的五连有我几个朋友,他们不但常来看我,还嘱咐自己在四连的朋友对我加以关照。我还被邀请去五连聚会。到连部请假时,连长批准得十分痛快:你有行动的自由,去吧。五连的朋友们为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据说掏了连长家的鸡窝,还拿走伙房里的一块羊肉。由于动静过大,惊动了领导。集合号一响,大家被召到操场。指导员声色俱厉地一通训斥,没想到七班长竟当面顶撞说:指导员,您的话说得太重了。王亚卓有错误,但他们可不是阶级敌人。《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还称王亚卓为同志,同志是什么意思?犯了错误的同志不等于阶级敌人吧?指导员一时语塞。

战友情深

8月,乌梁素海的野风挟裹着早秋的微凉,把天空吹得湛蓝清透。14岁的小妹来边疆看我。她所在的学校和全国各地教育领域一样把王亚卓批得体无完肤,王亚卓之一是她亲哥哥,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住的,她在这风掀浪涌的情势下内心极为沉重。她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又担心远方的我,就在暑假之间赶来内蒙。她到达团部所在地,才知道离我所在的四连还有一百多里路程,且没有可乘的车辆。六连紧挨团部,六连的朋友们主动接待了小妹,他们带她到风光旖旎的乌梁素海上浏览连天的碧波和葳蕤的苇场,请她品尝用海水和盐粒煮的新鲜鲤鱼。小妹心事重重地不断问及我的情况,大哥大姐们给予她乐观的回答。我赶至六连时天已漆黑,小妹拥到我的怀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这儿的人真好。

陪小妹呆了一天,次日必须返回。还是六连的弟兄们妥善地把小妹送上返京的列车。回家后小妹来了封信,信里还有那句话:你们那儿的人真好。

一月后,一位好心的医生给我开具了神经衰弱的诊断证明,我得以返回家乡保定就医。小妹由于精神遭受极度折磨,气短息弱,骨瘦如柴,当晚突然昏厥,送到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十天后悄然辞世。我心痛欲裂,悲愤欲绝。回内蒙路上在北京转车,四连友人张立国正在京探亲,带我到丰泽园喝酒浇愁,我喝得神智迷失,不晓东西。张立国几乎是抱着背着把我弄回他家。我一夜呕吐得吐了胆汁,他一夜守着我不曾合眼。我一个身负罪名的另类人,受到这么多人的真情关爱,使我增强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也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并不孤立,历史将为我们作出公正评价。

1975年深秋,我得到崔钦股长要离开内蒙古兵团回北京郊区老家的消息,急匆匆顶着星月从四连赶往团部。崔股长是我敬爱的人,当年是他安排我到兵团报社学习了三个多月,之后把我调到团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想各种办法保护我们,口焦舌敝为我们开脱罪名,暗中给我们精神鼓励。他告诉我:全国各地给你们寄来的数千封信中并不都是工作组拿给你们看的批评谴责,也有不少是对你们的做法给予支持鼓励的,眼光要放长远,一定要坚持,顶住……

天光大亮我才赶到团部,崔股长已经不见了。崔钦对王亚卓三人上调团部起着关键作用,对王亚卓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不能对王亚卓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因此被解除了军籍,送回老家,干部身份被拿掉,工资降三级。当了十七年兵的崔股长,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军营,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我迟来了一步,他已在清晨时候去往前旗车站了。我拖着躜行一夜的疲惫之身朝通往前旗的黄沙路上奔跑,在原野中大声呼喊,但没有人影,没有车迹,也没有回声。列车载着我的战友,载着我的悲愤,载着王亚卓的思念远走了。我伫立在旷无一人的荒原,仿佛又听见小妹那句由衷的感叹:你们这儿的人真好。我想:这些好人的存在反映了大众的心声,我要好好活下去,为自己,为朋友,等待着曙光东现的那一天。

三年后,王亚卓冤案彻底平反。

(作者系作家、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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