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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里梁启超,清华大学纪念国学研究院90年

2019-07-31 11:58

清华国学院想要与众不同的独特追求,充分展示了“国学”的宏大包容性,也最大限度地揭示了“国学”名目之下的歧义。被今日很多人视为同道的清华国学院教授和讲师,特别是在吴宓定位中向西洋东方学开放的“专题研究”层面,其学术认知和学术取向其实并不那么一致,甚至可以说很不相同。而国学院学生所受影响,也主要来自今人不常提到的梁启超,而不在今人动辄提及的王国维和陈寅恪(相对而言,王国维影响更大,陈寅恪则较小,赵元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李济的影响当时不显,后来则产生出潜移默化的发酵作用)。这些内容都还有探讨的余地。

清华园里梁启超

清华大学纪念国学研究院90年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5-11-1 马海燕

  清华大学今日纪念国学研究院90周年。90年前,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正式成立。它最初由吴宓主持创办,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史称四大导师,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短短四年时间,该院毕业学生近70人,其中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近50人,包括王力、姜亮夫、谢国桢、蒋天枢等。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国学研究院成立前,清华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国学院确立了清华第一个很高的学术标杆。国学研究对一个大学乃至国家的文化氛围都非常重要,6年前清华成立新的国学院,希望新的国学研究院在清华的新百年中成为一个新的奇迹。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宣布复建,由著名学者饶宗颐题写了新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延聘陈来、刘东、李伯重、刘迎胜、姚大力为教授。它还延续了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的开放学风,设立纪念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的“三大讲座”。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表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国学院依然承续老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

  陈来说,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青森表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探索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过程中,国学研究应运而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因为梁启超的《论君子》广为传播而成为清华校训,深深影响了清华的学风和品格。今天纪念国学研究院90年,不仅在于它四年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在于要承续历史,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书写新的辉煌。

来源:沈阳日报 2013-10-13 赵立军

  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一生波澜壮阔,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式人物,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他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里,勇做弄潮儿,积极探求古老中国的政治出路和文化前景,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开辟鸿蒙,启智建德,引领学术,一生著作等身;而他的政治生涯、办报生涯,学术生涯都与教育密不可分,办学、讲学,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这尤以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最为著名。

  清华国学院的成立与梁启超有着莫大的关系。

  1918年,叱咤风云20余年的梁启超决定退出政坛,开始了他最后10年的著述讲学生涯。这期间,他与两所学校关系很深,一是天津的南开大学,一是北京的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改办大学时,决定开办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国学院。

澳门金莎娱乐网址,  梁启超是成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倡导者。《梁启超年谱长编》载,梁启超在1925年5月8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拒绝段祺瑞邀请参与宪法起草的原因时说:“研究院事属首创,开学前有种种布置……院事由我首倡,初次成立,我稍松懈,全局立散,我为自己信用计,为良心命令计,断不能舍此就彼……”梁启超任教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蒋善国后来回忆说:“其实该院之成立,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虽然有诸多材料证实,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曾就清华国学院成立事宜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也的确推荐梁启超、王国维担任国学院的导师,但作为当事人,梁启超及其助手的信件及回忆应该是准确的。梁启超就是成立清华国学院的首倡者。

  梁启超之所以倡议成立清华大学国学院,并同意担任国学院的导师,是由于他的忧国忧民忧学之心。据国学院的学生回忆:“王国维、梁启超他们到任的起因,并不相同,但他们之所以应聘,关键在于,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东西否定过甚,日后国学将后继无人。出于这种担忧,他们愿意到清华国学院来培养人才。”原来如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们不同的是,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从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边以启蒙者的身份不断向民众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内涵,一边对传统文化持有尊敬的态度。因此,当筹备当中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主任委员吴宓将曹云祥签署的聘书,交到梁启超的手上时,他欣然应聘。并且提前四个月就来到清华大学,“商议相关事宜”。

  清华国学院在确定导师时,提出了三项条件: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按照这三项条件,清华国学院最终聘请到的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拓者李济因为忙于考古,仅聘为讲师。这四位导师中王梁二人最早进入国学院,赵元任也在开学前入职。只有陈寅恪是第二年应聘的。陈寅恪的入聘,得益于吴宓的力荐,但梁启超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

  梁启超和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精彩的对话: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硕士。”

  曹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如果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

  最终梁启超还是说服了曹云祥。

  1925年4月,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招生工作在王国维、梁启超的主持下进行。关于招生对象,他们要求大学毕业或“经史小学有根底”,或是已经有一些学术成果的学者。对于考试内容,王梁二人几经商议,决定,既看当场考试的成绩,也看已有的学术成果,以观其研究能力。而考试范围也扩得比较宽,要求考生的知识结构要比较全面。这一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首届录取的研究生共计29人。这29人中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具有相当国学根底的人,有的甚至已经有学术著作出版。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院正式开学,9月14日正式上课。该院的授课方式是,导师先确定指导学科的范围,列出一门课大致的标题,然后逐一讲下来。学生则是在学年初提出自己的研究计划,年末交成果,听课则自己选择。梁启超指导的学科范围是“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同时,他还举办各种演讲、讲座,清华大学部的同学、研究院的研究生都可以来听。梁启超名气很大,才气纵横,又善于演讲,感情奔放,语言生动,每次都是听者如云,人头攒动。在清华的三年里,既是他教学高峰期,也是学术高产期。

  1925年到1928年,清华国学院在开办的四年中的招生人数是:1925年:29人;1926年:28人;1927年:18人:1928年:2人。这70多人,以师从梁启超的最多,日后他们都成为国学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学术带头人。清华国学院在1926年的下半年,随着陈寅恪的到任和仍由王梁主持的第二届招生的完成,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国内国学研究的顶级学院。然而不幸的是,名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的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梁启超也因身体的原因长期不能上课,清华国学院开始走下坡路。视国学院为生命的梁启超虽然抱病支撑,终因疾病缠身和多种原因于1928年6月辞去清华国学院的一切职务,回天津家中养病。但他依然担任清华国学院的通信导师。

  清华国学院因王国维、梁启超的先后离世而无以为继,在仅仅开办四年后就宣布撤销。而为清华国学院的组建、教学贡献最大的梁任公也在1929年1月19日驾鹤西游,永远离开他深爱的土地、家人以及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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