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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中国大师,人类学要为中国的民族文化

2019-08-08 03:10

——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发展历程

人类学高级论坛兴起始未

徐杰舜教授

2007年下半年我给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15名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民族学史的课程,指导学生撰写了《人类学的中国大师》一书。几经周折,最后在青海民族学院陈其斌教授的大力支持下,由他担任第一主编,由研究生洗奕、曹勤华分别任二、三主编, 傅琳 、赵情学、 徐榕任副主编,列入由徐杰舜任主编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特将该书的前言、后记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徐杰舜

徐杰舜

吕永锋(以下简称吕):首先非常感谢徐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能在吉首大学召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们为此一直在努力地准备,在此我想了解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在我校召开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徐杰舜(以下简称徐):这是我第三次来美丽的湘西吉首大学。1987年,我参加由中南民族学院彭英明教授主持的《民族理论》教材的编写,住在吉首一个偏远的招待所讨论了三五天,其间彭教授带我们到吉首大学会见了一些中南民院毕业的校友,当时的吉首大学感觉就像一所破庙,房子既破又旧,心想这也算一所高校?吕:那时是我校前期的艰苦奋斗办学阶段。徐:我那时的印象就是吉首大学太乡土了。第二次是在十几年后,也就是今年4月底,为召开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特前来考察。之所以把本次论坛定在吉首大学召开,因为它是我们民族院校中近十年来发展特别快的一所。据我所知有两所大学发展很快,一个是你们吉首大学,另一个是湖北民院。吉大发展之迅速,可以说整个学校完全鸟枪换炮。从照片上看,这学校很美,特别是你们那个拱桥,很有特色,我所在的广西民族学院,有个相思湖,但你们风雨湖上的桥比我们相思湖上的同心桥更为秀丽,更有特色。现在吉首大学已经变成了一所非常现代化的高等学府。这几年我也一直与罗康隆教授保持着学术往来,早在5年前,第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举办时,罗教授就参加了会议。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银川举行时,游俊校长又亲自带队参会,杨庭硕教授、李汉林教授、罗康隆教授都到场,看得出你们非常重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游校长当时就表示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在吉首大学承办此会。我就在那时认识了游校长,感到作为一所综合性高校的校长,能如此重视这个学科,这在高等学校中还是不太容易的。很多学校的校长是理工科出身,而文科方面的也就是中文专业或政治学的居多,民族学专业出身的学者担任校长的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吉首大学对民族学是非常重视,它完全有能力办好论坛。2005年在中南民院召开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会议期间,罗教授明确表示了承办下届会议的决心,另外还有两所学校也表示了此意向,经综合考虑确定了由吉首大学承办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其理由是:1、吉首大学是一所全新的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2、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民族学,会议能得到有力支持;3、该校人类学、民族学经多年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学科的四个研究方向人员结构合理,团队整齐。基于这三条理由,吉大有实力承办好此次论坛。事实也证明,从整个论坛的筹备到召开,吉首大学与我们秘书处合作良好。至此会议已尘埃落定,可以说是会议过程紧张有序,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水平很高。吕:感谢徐教授对我们承办此次论坛的一个整体评价,这毕竟是我院首次承办人类学会议。请您对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作一个整体评价。从这些论文中,您觉得人类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时什么? 徐:首先从论文的角度来讲,本次主题是人类学与当代生活。有三个分论题:人类学与公共卫生、人类学与旅游休闲、人类学与当代时尚。其中以人类学与公共卫生为重点,从提交论文的情况上看也正如此。在收到的五十多篇论文中,公共卫生的文章占了三分之一强,旅游休闲的文章也是近三分之一,二者之和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当代时尚略少,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文章。论文情况通过在会上听到相关学者,如湖南科技大学的潘年英教授看了这次会议论文后认为主题集中,论文与主题演讲相符,主题内容非常好。再从其他学者的反映上看,对我们此次会议所发表论文的质量有个比较好的评价,这是好的一点。第二,再看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演讲看,七篇论文质量很高,第一组是关于人类学与公共卫生方面的,庄孔韶教授的论文专门谈的是爱滋病问题和其研究情况,特别提出对爱滋病防治及目前中国爱滋病的发展趋势新的分析,尤其强调从以前的血液和吸毒角度占多数转向现在性传播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很重要的研究成果。第二篇张有春的论文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对中国整个的公共卫生情况做了一个评估,也是很宝贵的。还有杨庭硕教授对公共卫生总体的关怀,所以在公共卫生这块反映了当前人类学界对其关注的前沿。张有春在会上提出人类学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一个是人类学中心主义,这都说明我们人类学家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所站的理论高度和理论视野,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第二组谈到的是人类学与旅游休闲的问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彭兆荣教授的,他以广西的车水村为例,说明在旅游发展中碰到的各项重要问题,我们怎样去思考生态家园问题,而且这个对我们当前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的开发,特别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很有指导作用。张敦福教授的文章完全是从人类学角度的方法做的,通过他的田野、通过他的感受、采访和自身经历说明现在在旅游当中所存在的这样一种状态,对旅游的发展的质疑,怎样才能更人性化、更文明,持续发展,所以这两篇文章应该都是目前人类学界研究旅游方面有自己创见的作品。第三组是人类学与当代时尚,我们特别邀请了美国夏威夷大学柏桦教授,他的论文向我们系统地介绍了美国人类学界对服装时尚认识的基本状况,而且他还附上了很好的课件,我们能够从一些图片与文字说明中了解美国人类学家关注时尚问题,特别是关于服装时尚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架构。中南民族大学的周丽娅教授关于时尚元素的研究,非常全面地对服饰时尚元素做了一个分析,也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论文的征集到主题演讲都反映出了人;人类学对这三方面问题的前沿观点。第三,从圆桌论坛来讲,提出把公共卫生和旅游休闲打通,实际上公共卫生和旅游休闲是相关的,就像彭兆荣教授的发言中所说,两者打通后可以看出人类如何能够健康的生活,庄孔韶教授在圆桌论坛中提出终极关怀的问题,张有春提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学中心主义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罗树杰博士提出的对公共卫生的反思,再是我所谈到的人类生存要健康生活,如何善待自己,善待他者。相关的发言,即兴的、自由的发言,正像柏桦的发言一样,中国学者所关注的当代生活的问题,也是世界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可以反过来说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也应该是前沿,这是比较好的方面,但是这个会议也像有些学者评论中提到的,此次参会人员所写的论文有些并未完全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撰写,而是从其它的角度、其它的学科理论方法来撰写的。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论坛,欢迎大家都参与其中。这种开放性恰恰是我们要搭建的一个学术平台的目的所在。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圈子搞得很小,我们的开放性表现在关注人类学、关心人类学、喜欢人类学的人都能到此进行交流。在交流中,邀请一部分在人类学方面有造诣的专家、资深学者,他们论文与发言就给那些不是科班出身的、非专业的人类学爱好者提供一个范本与样式,他们要借鉴这样的理论去思考,那才是一个人类学的作品。好比在圆桌论坛上谈到的人从生到死的问题;人类学的关怀是什么样的?那就给其它学科的朋友,做民俗学的、文学的、历史学的、宗教学的一些启发。这本身也是互动,实际上他们也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像昨天涉及的苗族终极关怀的问题、哈尼族终极关怀的问题、土家族终极关怀的问题,那是庄孔韶教授他在研究汉民族终极关怀的问题中不太了解的,就从中获取了新的信息,这就是一种互动,学科式互动。人互动了,学科就互动了,任何一个学科不能包打天下,所以我们反对人类学的中心主义,人类学并不能包办世界一切的问题,但是也不能说人类学太边缘,我们要站稳,我们要发言,我们要关怀,要关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先要关注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看法,来推动人类社会的生存,使它更好,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使人类健康的生活。所以我们提出要善待自己。从圆桌论坛的情况看,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个论坛的开放性,民间性,当然这也是平等,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无论是男是女,大家都是平等发言。从会议的学术成分上讲,这次会议应该是很成功的。所有的代表都一致认同会议的成功。所存在的问题也不一定是问题,因为有些文章不是很规范、经典,它是由其它学科展开的,但是他关注了人类学问题,他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参照,我们也用较规范的形式给别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所以说既是问题又不是问题,这就是我们人类学开放的心态,边缘的战略。参会人员并非都是中心学者,中心学者也有,像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上海大学的张敦福博士,而大多数的代表来自边缘学校,这说明一大批人在关注人类学,喜欢人类学,这是人类学今后发展真正的力量所在,人类学不能搞孤家寡人,要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自身的影响。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要感谢吉首大学,感谢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徐杰舜谨记

2002年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在与海峡两岸四地22所有关人类学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充分商讨之后,于2002年3月1日联合发出了《关于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倡议书》。倡议书充满激情地提出:“今天,中国人类学以发展的态势进入了21世纪。面临21世纪诸多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中国人类学的学者们任重而道远。为了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人类学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应用,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倡议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建立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以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为宗旨”。 2002年5月,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南宁举行。论坛顾问费孝通和李亦园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费孝通语重心长地说,“在21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这也许就是新世纪对我们和我们学科的新挑战。”李亦园从台北发来的贺信中也寓意深刻地说,中国“人类学研究实有很灿烂的前景,希望人类学的同仁共同努力,人类学要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而发展,人类学也要关心全人类的未来而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在致开幕词时表示:“我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大陆人类学界进一步加强同台、港人类学界,同整个国际人类学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学在‘中国—世界’这个广阔而迅速变迁的‘人类田野’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后,人类学高级论坛作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学术平台,迅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同。从2003年到2007年的5年中,先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主办了第二届到第六届论坛。运用民间的力量,年年举办,届届创新,不仅形成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开放的格局、边缘的战略、民间的路线的特点,而且铸成了主题论坛加圆桌论坛、青年论坛、高峰论坛、观察员评论的模式,树立了生动活泼、讨论争鸣、跨学科对话的新会风。 已举办的6届论坛中,可圈可点的亮点不胜枚举。 第二届论坛在北京举行,在以“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为主题进行学术讨论的同时,还举行了几乎囊括大陆所有人类学民族学学术机构的领导“高峰论坛”,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第三届论坛在银川举行,论坛顾问李亦园作了《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主题讲演,海峡两岸圆桌论坛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鸣,焦点集中到了“发展还是不发展”问题上。最后,论坛起草并通过了《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向世人呼吁:“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自然走向文明的阶段,如今在生态危机的威胁下已处在从文明回归自然的紧要关头,如何摆脱自身行为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族群互补的基础上重建维护生态和谐的文化理念,这是一个关系到全球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此悠悠大事,全球的人类学者携起手来,走向生态文明!” 第四届论坛在武汉举行,颇具创新性的《乡土中国与人类学研究》绿皮书对论坛的主题“乡土中国与人类学”作了文献述评。此次论坛不仅吸引了海峡两岸的人类学者,也吸引了不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三农”问题专家,在圆桌论坛的讨论中出现了跨学科的碰撞和交锋,使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影响开始走出了人类学的圈子。 第五届论坛在吉首和凤凰举行,论坛把学术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社会的当代生活,就公共卫生、旅游和时尚3个层面展开了讨论,其亮点是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柏桦的出席,使人类学高级论坛与国际人类学界开始对接。柏桦在观察员评论中表示,此次论坛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现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它具有人类学的学术价值,涉及到了人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论坛的讨论,“我所体会到的一点,即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人类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人类学要反复强调、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 第六届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不仅对乡村人类学作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心志高远,从对中国人类学发展趋势和走向的洞察和把握中,就“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作了有学术价值的讨论,从而创造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又一个亮点。 时空穿梭,时不我待,人类学高级论坛已走过了7个年头,其成员也从最初的22个发展到100余个。2008年、2009年还将分别在贵阳、呼和浩特,由贵州民族学院和内蒙古大学举办第七、八两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我们有理由相信:机制已经成熟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一定会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为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成果和智慧。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及发起人)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在中国人类学界有一个学术平台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它就是人类学高级论坛。

《人类学的中国大师》前言

本栏编辑:重华

2002年初,地处中国南疆的广西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自1995年开辟了中国首个“人类学研究”专栏7年中,把握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脉搏和走向,在与海峡两岸四地的有关人类学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充分商讨之后,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澳门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东华大学(台湾花莲)原住民民族学院、佛光大学(台湾宜兰)人类学系、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等22个单位,于2002年3凡1日联合发出了《关于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倡议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历史是由人实践创造的。

这个《倡议书》高瞻远瞩,充满激情地说:“今天,中国人类学以发展的态势进入了21世纪。面临21世紀诸多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中国人类学的学者们任重而道远。为了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人类学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应用,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倡议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建立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以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为宗旨”。

然而,人有个体、群体、整体之分。全部历史本来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个人活动简单的相加,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那些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加入到与自己相联系的群体或整体的客观历史实践活动中去的历史人物,才能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推动历史进程,对历史发展起较大影响和作用。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而且还要承认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2002年5月,在广西民族大学50年华诞前夕,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绿城南宁举行。论坛的顾问费孝通先生和李亦园先生都为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举行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费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在21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肖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这也许就是新世纪对我们和我们学科的新挑战。”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同样,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具体社会时代,在每一个学科和领域中都会涌现自己的大师级人物。他们或延续学术传统,承上启下;或创新理论范式,别开生面;或拓展学科天地,纵横捭阖;或凿通交流管道,美美与共。大师的生成,不仅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卓异天赋和非凡能力,而且也取决于学科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因此,了解“大师”,对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学科现状,摸清学科史发展脉络,以及展望学科未来发展趋势均大有裨益。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

李先生从台北发来的贺信中也寓意深刻地说: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实有很灿烂的前景,希望人类学的同仁共同努力,人类学要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而发展,人类学也要关心全人类的未来而存在。”郝时远在开幕词中庄重地宣布:“我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大陆人类学界应进一步加强同台、港人类学界,同整个国际人类学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学在‘中国——世界’送个广阔而迅速变迁的‘人类田野’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类学的中国大师》是一部人的传记,但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人物传记。它不是全面、系统地论述传主一生的事迹,而是挑选传主一生中对中国人类学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思想进行介绍和评述,寓论于文。文章做在“影响中国人类学史”这一点上,从传记创作来说,倒也别开生面。清人郑板桥曾经写过一副楹联,其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以这副楹联移送《人类学的中国大师》的诸传记,我们想是恰当的。

此后,人类学高级论坛作为中国人类学的—个学术平台,迅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同,从2003年到2007年,五年中先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分别在北京、银川、武汉、吉首和凤凰、成都举办了第2届到第6届论坛。运用民间的力量,年年举办,届届有创新,不仅形成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开放的挌局、边缘的战略、民间的路线的特点,而且铸成了主题论坛加圆桌论坛、加青年论坛、加高峰论坛、加观察家评论的模式,开了生动活泼、讨论争鸣、跨学科对话的新会风。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西方学科,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曾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得到过长足的发展,并出现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声誉的人类学大师。限于篇幅,《人类学的中国大师》一书选择收录了其中的16位,他们分别是李济、吴泽霖、潘光旦、林惠祥、杨成志、吴文藻、凌纯声、林耀华、费孝通、岑家梧、梁钊韬、李亦园、乔健,以及美藉华人许烺光、张光直和俄国人史禄国。

在已举办的6届论坛来看,可圈可点的创新亮点不胜枚举,如:

人类学靠田野调查起家并以此为看家本领,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概莫能外。中国的人类学大师们从立足本国的田野调查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精辟理论及经典著作,开创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甚至达到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水平,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学术遗产。如:

第2届在北京举行的论坛,以“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为主题进行学术讨论的同时,还举行了几乎襄括大陆所有人类学民族学学术机构的领导“高峰论坛”,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李济(1896~1979),作为中国第一位留洋归来的人类学博士,自1923年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任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等职。先生朝气蓬勃,敢想敢做,从一开始便突破校园的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了田野之间。从1926年起,先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安阳殷墟、济南龙山镇等多次重要考古发掘,取得大量考古成果,特别是在他主持下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被誉为“第一次由国人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他所重视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方法在日后中国考古学中广泛应用,从而使中国考古逐渐走上了科学轨道。与此同时,他在古器物的分类与定名、田野考古层位学等方面有独到研究,而且还为招揽和培养考古骨干人才做了大量工作,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第3届在银川举行的论坛,论坛顾问李亦园先生作了著名的《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主题讲演,会后《文汇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送个讲演的主要内容。在海峡两岸圆桌论坛上就李先生的讲演展开了激烈的争鸣,焦聚集中到了“发展还是不发展”问题上。最后,论坛起草并通过了《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即《银川宣言》),向世人呼吁:“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自然走向文明的阶段,如今在生态危机的威胁下已处在从文明回归自然的紧要关头,如何摆脱自身行为对生存环境的破坏、有族群互补的基础上重建维护生态和谐的文化理念,这是—个关系到全球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此悠悠大事,全球的人类学者携起手来,走向生态文明!”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理念提出的前夕。

——吴泽霖(1898~1990),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他自1922年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毕生从事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对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博物馆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注重田野调查,曾多次深入云、贵、川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著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水家的妇女生活》、《贵州少数民族婚姻的概述》、《炉山黑苗的生活》、《大小凉山彝族的婚姻》、《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群婚残余试探——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等一批专著和论文。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吴教授以84岁高龄来到中南民族学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任教,期间提倡和主持建设了全国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主持翻译了我国第一部《人类学词典》,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民族学、社会学骨干人才。

第4届在武汉举行的论坛,创新地发表了《乡土中国与人类学研究》绿皮书,对这次论坛的主题“乡土中国与人类学”作了文献述评。更重要的是这次人类学高级论坛不仅吸引了海峡两岸的人类学者,也吸引了不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三农专家们出席,在圆桌论坛的讨论中出现了跨学科的碰撞和交锋,使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影响开始走出了人类学的圈子。

——潘光旦(1899~1967),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他博古通今、融贯中西,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能把自己的学识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一生著述甚丰,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人才学、民族史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期间,曾先后多次访问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对湘西土家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湘西土家族民族成分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著有《冯小青》、《中国家庭之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读书问题》、《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家谱学》、《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挑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优生原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等。

第5届在吉首和凤凰举行的论坛,把学术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社会的当代生活,就公共卫生、旅游和时尚三个层面展开了讨论,其亮点是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柏桦教授的出席,使人类学高级论坛与国际人类学界开始对接,柏桦在观察家评论中说:这次论坛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现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都具有人类学的学术价值。……涉及到了人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论坛的讨论“我所体会到的一点,即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人类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人类学要反复强调、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

——林惠祥(1901~1958),生前为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作为我国人类学“南派”学者代表之一,在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史、高山族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对东南亚及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是中国对台湾省高山族最早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著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中国民族史》等。

第6届在成都举行的论坛,不仅发表了《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绿皮书,对近中国近百年乡村人类学的文献作了系统的回顾,在收到的50余篇论文中对乡村人类学作了广泛的讨论,而且还心致高远,从对中国人类学发展趋势和走向的洞察和把握中,在圆桌论坛中就“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作了有学术价值的讨论,从而创造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又—个亮点。

——吴文藻(1901~1985),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的人类学事业,尤其是把人类学中国化,贡献极大。他开创了社区研究之风,认为研究社区文化的基本方法就是进行实地调查,以实地调查为始,以实地研究为终,理论必须根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尽管先生有影响力的专著不多,但是他在整个人类学事业的发展和培养人才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均出其门下。

时空穿梭,时不我待,人类学高级论坛已走过了7个年头,其成员也从开始的22个发展到100余个。2008年、2009年还将分别在贵阳、呼和浩特,由贵州民族学院和内蒙古大学举办第7、8两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人们有理由相信:机制已经成熟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一定会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为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贡献自已的成果和智慧。

——凌纯声(1902~1981),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研究,并深入各民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其关于东北赫哲族和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被誉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圭臬,对浙江畲族、云南彝族等边疆民族的调查也是中国人类学家较早的田野工作实践。他的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

——杨成志(1902~1991),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是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20世纪30~40年代任中山大学教授及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等职,1928年率先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进行调查,之后他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海南岛苗黎调查》等。

——林耀华(1910~2000),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曾深入福建汉族聚居的乡村,以及彝族、藏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以《金翼》、《义序宗族的研究》、《凉山彝家》等著作在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教学中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林先生也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由他撰写和主编的《民族学》、《民族学通论》、《原始社会史》、《从猿到人的研究》、《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等,大都成为了当今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学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和重要的专业参考书。

——费孝通(1910~2005),生前为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一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而从未放松过田野调查。他根据田野调查而写成的《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本土化的开山之作,从而开创了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新时代。其他如《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国绅士》等著作,以及近十几年来对小城镇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在人类学界都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岑家梧(1911~1966),生前为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曾先后到海南、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从事艺术史、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前史等课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他著有《史前概论》、《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等,并且提出“有机综合”的研究方法,在艺术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方面给人们留下宝贵而丰富的学术遗产。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被学术界高度赞誉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

——梁钊韬(1916~1987),生前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了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世纪70年代末,先生不懈呼吁和四方奔走,终于在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得到恢复——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先生任首任系主任,并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和勃兴披荆斩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他一向强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著有《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学概论》(合著)、《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等,为后学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后人评价他“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李亦园(1931~),现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人类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半个多世纪的从业生涯,他以其人类学视野和学术贡献,推动台湾人文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对中国文化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从早期的高山族研究,到后来的汉族传统文化研究,进而延伸到东南亚华人的探索,先生以民间文化或小传统的视角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文法,从文化调适理论架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文化“三层次均衡和谐”理论,明确地提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寻求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永续生存之道”的观点,体现出了作为一名资深人类学家对人类未来的关怀。

——乔健(1936~),一直活跃于海峡两岸人类学舞台,架起沟通香港、台湾和祖国大陆三地人类学桥梁的重要学者。长期从事人类学的研究,经常到台湾原住民、瑶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著有《台湾土著诸族屈肢葬调查报告》、《卑南族吕家社祖家制度的研究》、《瑶族及瑶族研究近况》等论文。他眼光锐利、视角独特,善于选取一些常人忽视的事象,他的拿瓦侯传统与藏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关系”和计策行为,族群研究以及乐户“底边社会”的人类学分析,都成为了日后学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70、80年代,他积极筹建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这时正值大陆从百废待兴走向学科重建的阶段,先生的人类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无疑为中国人类学事业的延续保持了一股重要的力量。

在中国人类学史上许烺光和张光直两位美藉华人,以及俄国人史禄国也是必须介绍的三位学者:

——许烺光(1909~1999),美籍华人,1977~1978年曾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长期在中国的中部、北部和西部、南部及美国夏威夷华裔居住区、印度、日本等地进行田野调查,首先提出“心理人类学”、“比较接近法”的概念。他著有《祖荫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家元——日本的真髓》、《宗族?种姓?俱乐部》、《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祖荫下》,此书与《江村经济》、《金翼》、《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一起,成为中国早期人类学的经典著作。

——张光直(1931~2001),美籍华人,生前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长。他在台湾中研院担任副院长期间,曾于1970年和1973年主持“台湾史前史研究”和“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两项大型研究计划,其结果不但为台湾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建有重要贡献,而且对台湾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生一生专长于考古人类学,重视田野考古的方法,从20岁就开始参加田野考古工作,除了大陆和台湾的田野考古以外,还参加过北美和法国旧石期时代遗址的发掘,在国际学界享有很高的盛誉。注意将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理论方法相结合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中,开创聚落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夏商周三代和台湾史前史。著有《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美术、神话与祭祀》、《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等,深受国内读者的喜爱。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是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考古学教材,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最主要著作。先生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中国考古学这一学科走向世界,使这一区域性的知识具有全球的意义,并为此竭尽全力。

——史禄国(1889~1939),虽为俄国人,但是他立业于中国,成名于中国,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中国为家的外国人”。从1922 年来华到1939年客死于北平,他曾先后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从事人类学教研工作,专攻通古斯和中国人体质研究,成就卓著。著有《通古斯萨满教的理论》、《通古斯人的巫术集合体》、《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和《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等,不仅对我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进行了较全面的系统研究,而且还开辟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先河。先生重视田野调查的方法,扬弃了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那种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老框框,而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成为中国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路先锋。他在中国定居的这短短十几年里,为了找出东亚的人类体质类型,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满洲(东三省)、山东、直隶(河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东、香港、云南、昆明……到处都有他走过的足迹,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另外,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影响和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的中国人类学者,其中,著名的有费孝通和杨成志两人,这两人为日后我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可见,以上这16位大师级人物在中国人类学中的贡献是巨大的,地位是举足轻重、无人可取代的。我们可以从来源地的角度把他们分为四大类:(一)大陆学者,如杨成志、李济、吴泽霖、潘光旦、林惠祥、吴文藻、凌纯声、林耀华、费孝通、岑家梧、梁钊韬等;(二)港台地区学者,如李亦园、乔健;(三)华裔学者,如许烺光、张光直;(四)外国学者,如史禄国。当然,中国的人类学大师决不仅限于此些,如江应樑、李景汉、李安宅、李方桂、童恩正、卫惠林、杨懋春等老一辈人类学家也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无奈人手、资料均受限制,只能留待以后弥补这个缺憾了。

通过阅读这些大师的传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有留学的经历并取得过洋学位。其留学去向大致有三:一是欧洲,以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为中心,其代表人物有费孝通、许烺光、史禄国、凌纯声等;二是美国,有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吴泽霖、李济、李亦园、张光直、乔健等;三是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如岑家梧、林惠祥等。在那里,他们大多直接受教于当时的人类学大师,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正规学术训练,为以后中国人类学的引进、吸收、普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学”这门“舶来品”学科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出现之后,在短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批已经掌握了国外学科发展最新状况的“本土学者”。他们既进行学科理论的思辨,又积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既介绍国外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又加以分析、综合和本土化,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推动了学科体系建设。这些大师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国人类学研究当中,情系一生,无怨无悔。这让我想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金耀基对乔健的评价:“乔健教授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人类学者,他是以人类学作为一种志业。‘志业’不是职业,应该说近于中国所说的‘事业’;是指对某一类工作,不但特别有资格,有本事,并且还有一种心理倾向,一种价值的选择与承诺。在传统中国,‘志业’就是一种‘道’,所谓‘志于道’,终身不离不弃,道上安身立命。”想必用这句话来评价其他的中国人类学大师也同样适用吧。

大师们不仅“志业”,而且还“志民”。如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他情系农民,植根乡土,孜孜以求,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呕心沥血。在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后半个多世纪里,在祖国大地的东部、西部和中部29 个省市自治区的270多个市县的许多乡村、农民和牧民家庭、厂矿企业都留下了他考察社会、关注民生的行行脚印。他沿着村庄——城镇——区域发展轨迹不断深入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概括总结了农民实践进程中的经验,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发展模式。

行行重行行。大师们身在中国,心系民生,穷善其身,达济天下。他们以反思中国历史与文化、探讨解决现代中国民族社会问题为己任,试图把学者本人的命运、学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诚如学者所言:人类学在中国经历的百年,是越来越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的百年。而在今天,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人类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中国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亟待解决。而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问题,大至“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气候变暖”,小到“鸡犬之声相闻”的“老死不相往来”;无论是宏大叙事类,还是“地方性知识”类,以人类学视角观之,大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因此,以研究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者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勇担重任,对种种文化问题深入田野工作,做出分析解释,给出对策答案。“只有这样,人类学才会回归人民、回归社会,才会得到人民和社会的尊崇,也才有可能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学界还应该考虑如何在大师们构建的平台上继续与西方人类学界交流对话,考虑如何让本土化的中国人类学重新回归世界,使这一“地方性知识”具有全球意义,以期通过文化的阐释与理解、宽容与尊重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中国的人类学大师们在研究文化现象,解决现实问题的诸多方面都已经开拓了道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和推崇。通过为中国的人类学大师立一提纲挈领的学术传记,我们可以在了解他们的生命史和学术史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学术成长历程,学习其经典理论著作,掌握其田野工作方法,感受其人文关注情怀。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大师们的为学为人之道,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历练与学术钻研,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与理论困惑。对于人类学界的莘莘学子来讲,也许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大师的传记,我们能够以大师为励志楷模,以学术为生平志业,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潜心向学,传承发扬,在人类学领域做出我们这一代学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精神。这,也是我们殷切期望于本书的功能。

我们受徐杰舜教授的委托,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编辑工作。然后,我们将有关部分送李亦园和乔健两位先生审阅。令人十分感动的是两位先生虽然身体健康欠佳,但李先生把文稿放大后仍一字一句审读,乔先生也是不顾正在治病需要静卧休息的医嘱,认真审完了全稿。他们在电话中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创意和写作。李先生说:文章写得很细,说明同学们已经懂得了人类学,才写得出这样的稿子。前辈们的肯定,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能为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平台添砖加瓦使我们深感荣幸。

陈其斌 冼奕

2008年6月20日

后 记

20世纪30、40年代以来,我国涌现出了众多的人类学家,他们为我国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先驱穷其一生从事人类学研究,其涉及范围之广、成果之多、见地之深,犹为现代学者所叹服。《人类学的中国大师》一书以16位大师的学术生涯为线,梳理其人类学研究的大致轮廓,为读者做一简要介绍。同时,文章附录了大师们的学术年谱,为研究者提供查阅线索。

2007年下半年,徐杰舜教授为中南民族大学2006级民族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人类学史》这门课程时(谭清华同学担任教学助理),对人类学中国大师们的传世作品相对分散、不集中等现象,深感遗憾。为此,徐教授以《XXX与中国人类学》为题,要求每位同学整理一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资料,最后形成综述性的文章。2007年12月27日,徐教授在中南民族大学以《人类学在中国》为主题,成功举办了专题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吸引了大批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现场讨论。在此基础上,同学们对各自的文章进行了精心地修改,最终形成了本书稿。

《人类学的中国大师》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冼奕负责张光直部分;

曹勤华负责林耀华部分;

傅琳负责潘光旦部分;

赵情学负责李济部分;

徐榕负责梁钊韬部分;

谭清华负责许烺光部分;

胡婷婷负责林惠祥部分;

罗成华负责吴文藻部分;

刘安全负责李亦园部分;

刘明举负责费孝通部分;

卢娇兰负责乔健部分;

张彦负责史禄国部分;

周蕾负责凌纯声部分。

另外,还诚邀中央民族大学孙亚楠博士和青海民族学院陈其斌教授,以及中南民族大学李然博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的王炀硕士分别写作杨成志部分、吴泽霖部分以及岑家梧部分。陈其斌教授和冼奕为本书撰写了前言。

《人类学的中国大师》一书得以出版,要特别感谢徐杰舜教授。从最初的授课到本书稿的形成及审定的整个过程都凝聚了这位师长的心血。徐教授对人类学事业的热爱之心和对后生学子的关怀提携之情,让我们感动,催我们发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崔佳斌编审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劳和耐心,在此特致谢忱。此外,还要感谢刘安全同学对本书稿的校对工作的热心帮助。

我们深知,由于“客位”的资料不全和“主位”的水平有限,加之单兵作战,集体出炉,内容难免详略不一,文风肯定横峰侧岭。对于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陈其斌 曹勤华 谭清华

2008年6月21日


姓名顺序按照出生年份先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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