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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专门博物馆展示中国的世界遗产价值,多

2019-08-21 05:43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并保存至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力量所在。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发展,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9日在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世界上看,出台和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法规的国家,还为数不多。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来呼吁各国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一些国家从自己的特殊利益考量出发,并不见得都给予支持,例如美国和俄罗斯。  中国是较早签署加入“保护公约”的国家之一(截止到2011年5月16日,已有135个国家加入公约;我国是第6个递交批准书的缔约国),这里体现了我国在文化战略上和文化建设上的前瞻性眼光和胸襟。中国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国度,也是倡导和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就是在尊重差异中求得和谐,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方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我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非遗工作做好了,许多工作就连带做好了,例如民族工作的某些方面。非遗工作做的不到位,乃至缺位,让一些宝贵的遗产在我们眼前消失,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中华文化的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的职责,也是顺应民心民意的重大举措。截止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非遗法》的“一个目标”(“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两大原则”(保护和保存)和“三项制度”(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与传播制度),尤其是《非遗法》第六条规定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同时兼及考虑国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国家民委去年出台的《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与文化权利的精神,这里也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翻译和出版相关少数民族文字版的《非遗法》,尤其是这部国家大法的《条文释义》,以利民族地区的“非遗”保护。  要使我国的保护工作与《非遗法》的精神相衔接,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推进普法和执法。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指南》一书的出版,其中包括《非遗法》在内的“法律及其相关文件”8种,《非遗法》的《条文释义》,“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文件”10种,“国际公约及其相关文件”4种。希望以上文件能通过网络进行推广,加大宣传力度。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当引起重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台的《2011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中,已经提出“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立法进度”,同时还强调“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施行,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传承机制建设政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类保护规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管理办法》、《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政策或指导性文件。”因此,我们也期待着相关的操作细则和配套法规的修订或出台早日完成。  非遗工作,细数起来,有很多环节和要点。涉及政府、涉及老百姓,也涉及学术文化界。做好非遗工作,单靠一家是不成的,需要各方面合力协作。我国迄今在非遗工作中取得的一些成绩,积累的一些经验,推出的一些工作思路,例如“四级名录制度”、“普查制度”、“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都是这种各方参与、通力协作的实践成果。而反过来看,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上遭到较多的批评的,也主要是因为或者政府主导的力量没有到位,或者民众的参与没有落实,或者学界的咨询参谋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结果,一些在文化上走样的、不符合广大民众心愿的、单纯以商业考量为导向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衣招摇过市。这是我们应当特别警惕的。  对于非遗工作的复杂性,我们也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拿我们提到的政府、民众和学界三个方面来讲,每个方面的情况都不简单。  就内部一致性最高的政府来讲,各个地区的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对非遗法的领悟程度、对非遗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经验的积累情况和人才的储备情况、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方方面面都有这样那样的差距,也就导致了各地工作成绩的良莠不齐。  再说民众。民众的情况最为复杂,这些民众和产生自他们中间的代表性传承人及其群体,在族属、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自然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没有他们的广泛参与,非遗工作不可能做好。例如普查工作,摸清家底,就需要他们密切配合,否则寸步难行。但发动他们参与到非遗工作中,这也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不那么容易做好。  最后说学术界。非遗工作牵涉到许多学科和领域,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法学、社会学等等,不一而足,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独立支撑的。这就需要各个学科的合作,建立不同领域知识的共享机制,建立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社区民众、传承人群体的长线合作机制等。  总之,非遗工作任重道远,形势大好,任务艰巨,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澳门金莎娱乐网址 1全国政协委员贺云翱。

  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将于6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终于有法可依。

《非遗法》;落实情况;督查

  中国日报网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严玉洁)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日前在接受中国日报网专访时表示,我们应该建立专门的博物馆,以便更好地展示世界遗产的价值。

  非遗法出台后,最大的工作就是加强保护力度,以前是申报热,现在保护要升温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并保存至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力量所在。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发展,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门金莎娱乐网址,申遗规定对中国不公平

  刚刚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首次明确了传承人的退出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该法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部门应对非遗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保护规划未能有效实施的,应当及时纠正、处理。

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进行了数十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调研。在调研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的落实情况较为关注。他表示,《非遗法》中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和举措,需要地方政府依法执行。如果该法律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将得不到保障,更无法很好地持续发展。

  贺云翱目前正在主持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涉及到江苏“南京城墙”、陕西“西安城墙”、湖北“荆州城墙”、辽宁“兴城城墙”、湖北“襄阳城墙”、浙江“临海台州府城墙”、安徽“寿县城墙”、安徽“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河北“正定城墙”、河北“宣化城墙”、福建“汀州城墙”、河南“开封城墙”、广东“肇庆城墙”、安徽歙县“徽州府城墙”、贵州“福泉城墙”等15个项目。

  截至2010年,我国共有包括京剧等在内的34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入选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同时,我国已有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但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存在着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曾任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河北省和湖北省督导组组长乌丙安发现,基层传承人普遍存在投入产业开发而放弃传承义务等问题,有的地区把申报名录作为打造品牌的手段,却很少兑现保护承诺;有的地区把文化遗产项目只做产业开发;在一些大型旅游景点,代表性传承人长期被旅游部门花钱雇佣在现场做各种技艺表演,很少进行技艺传承活动。

贺云翱告诉记者,自《非遗法》2011年6月实施以来,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成果突出。例如,完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和从国家到县级的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等。但在现实中,由于我国疆域辽阔,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每个地方的发展水平、认知能力、重视程度和依法行政能力等方面不同,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这些问题仅靠地方文化部门是无法完全解决的,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监督和支持。

  贺云翱说:“这些申遗的城墙遗产都在今天的城市中,跟周边的建设、城市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关系密切,存在着如何处理保护和建设的矛盾、如何协调周边环境和不同社会利益诉求、如何指导保护方面的技术性工作等问题。”

  据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介绍,文化部正在采取措施,引导地方将工作重点从申报转移到保护。其中包括严格把握标准,适当控制国家级名录项目数量,努力推进地方名录特别是市、县级名录的建设,使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形成合理的金字塔结构;并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建立国家级名录的退出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国家级名录项目保护情况进行评估、监督和检查,对保护不力和进行破坏性开发的项目和单位予以警告,对于确实不再符合国家级名录标准,没有资格继续列入国家级名录的予以除名,并追究相关责任。

例如,《非遗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然而,在调研中贺云翱从很多县区单位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有些地方该法律的执行情况不是很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仅面临资金匮乏、人才缺失的问题,而且没有相应的规划指导具体工作。

  他指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对于已经成功申遗的,以国家文物局为代表的职能部门经常进行检查、监督,同时组织一些必要的会议、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估、建立日常安全监测系统等,以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全。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申报的积极性都很高。目前,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项目有40多个,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各地政府都很重视,体现在对世界遗产申报主体的保护和修复、环境的改善和监测、学术研究等方方面面。

  非遗法出台后,下一步工作就是加强保护力度,细化保护措施。乌丙安说。

这其中还存在其他问题,如非遗传承人的监管、退出工作不到位,部分地方缺乏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单位的命名、资助和评估工作的相关标准和制度,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严重不足,未建立非遗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这些问题与地方政府对国家《非遗法》的重视程度及执法能力有关。贺云翱提议,由国家立法或民主监督相关的机构对《非遗法》落实情况组织开展督查,及时发现问题,进而引起地方政府重视,更好地解决问题,促使该法律落到实处,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健康、持续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表示,他在调研中也做过大量解释性工作,相信这部法律会得到很好的落实。

  不过,中国的申遗工作也面临着一些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从2018年起,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项目。贺云翱说:“这样的规定可能对中国不太公平。虽然说国家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但是国土面积和保存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数量是呈正比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考虑国土面积,坚持每个国家在申遗项目上的绝对平均,对中国而言是不公平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核心的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据王文章介绍,2011年,文化部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津贴已从每年8000元增至1万元,十二五期间对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还将加大。但我国非遗传承人生活状况存在着冷热不均的现象。传承人有多种情况。有的老艺人、老传人简直是赤贫,但有的传承人很精英,这点钱对他们来说是杯水车薪,可对于一个背着箱子到处跑的基层皮影老艺人就很重要。非遗法出台后,应该细化对传承人的管理。一个法的出台不一定就能十全十美,还要靠执法过程中的完善。乌丙安说。

作为来自高校文化界别的政协委员,贺云翱的提案多是基于研究提出的。在他看来,好的提案不仅要为国家和人民着想,还要直面问题,并在规律性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促进问题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当有大局意识、整体意识、系统意识、战略意识、规律意识。他说,如果这样的提案做出来,一定能抓住关键问题。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提高遗产保护和利用水平的过程。“通过申报,能让相关城市,无论是政府部门、专业机构还是居民,都认识到世界遗产的申报标准和要求,认识到有这样一项重要价值可以呈现给世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楠 邢颐)

  ***建议建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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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云翱指出,一些申遗地方还缺乏专门的高水平的博物馆建设,不能很好地展示、阐释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想让老百姓看懂世界遗产,了解其凝结着哪些独特的智慧、创造力和核心价值,需要借助博物馆的陈列展示,”他说。

姓名:吴楠 邢颐 工作单位:

  贺云翱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不少为土遗址。相较于欧洲的石建筑,其观感性较差,保护的难度更大,深受地下水、空气、阳光、温度、湿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如果是石头建筑,多长、多宽、是什么结构、柱子在哪里,都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土遗址不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我们要借助博物馆,对它进行复原,把平面布局、结构、内涵等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让观众有一个整体、鲜活地理解。然后,他们再走进遗产现场去感受,就能想象出土遗址原来的整体及单体的结构,明白这个地方虽然是遗址但却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他说。

  ***非遗保护和传承任务艰巨

  贺云翱认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中还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尤为凸显。

  他说,“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基层落实还不到位,许多市、县、区缺少专业机构、专门人员和经费保障,工作还停留于表面,深入程度不够”。 “二是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严重不足,与法律所规定的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和传承场所,展示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要求相去甚远,”他表示。三是一些地方非遗传承人的监督、管理、退出工作不到位。甚至有的传承人利用“传承人”身份垄断非遗资源,或仅为自身谋利,忘记了法律中确定的传承责任,不仅没有带动所在非遗项目领域的保护传承发展工作,从长远看,还会严重影响到相关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

  贺云翱遗憾地指出,与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力量相比,非遗的研究大多还处于空白状态,法律中有关国家鼓励开展非遗相关研究的要求还未得到有力落,有关工作需要加强。

  “当然,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还是新兴领域,需要一个探索和完善的过程,相信我国的非遗保护传承发展事业会越来越好,”他说。

  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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